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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卷五十二

　　田锡 王禹偁 张咏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幼聪悟，好读书属文。杨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为之延誉，繇是声称翕然。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高等，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左拾遗、直史馆，赐绯鱼。锡好言时务，既居谏官，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其略曰：

　　顷岁王师平太原，未赏军功，迄今二载。幽燕窃据，固当用兵，虽禀宸谋，必资武力。愿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礼，议平戩之功，则驾驭戎臣，莫兹为重，此要机也。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老师费财"者是也。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士，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且曰："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无钝兵以挫锐，又何必以蕞尔蛮夷，上劳震怒乎？此大体之一也。

　　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动，岂圣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臣愿陛下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职业修举，则威仪自严。此大体之二也。

　　尔者寓县平宁，京师富庶。军营马监，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轮奂。加又辟西苑，广御池，虽周之灵囿，汉之昆明，未足为比。而尚书省湫隘尤甚，郎曹无本局，尚书无听事。九寺三监，寓天街之两廊，贡院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邪？臣愿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职官。此大体之三也。

　　案狱官令，枷杻有短长，钳锁有轻重，尺寸斤两，并载刑书，未闻以铁为枷者也。昔唐太宗观《明堂图》，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遂减徒刑。况隆平之时，将措刑不用，于法所无，去之可矣。此大体之四也。

　　疏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僚友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

　　六年，为河北转运副使，驿书言边事曰：

　　臣闻动静之机，不可妄举；安危之理，不可轻言。利害相生，变易不定；取舍无惑，思虑必精。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者，动谓用兵，静谓持重。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有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贾怨结仇，兴戎致寇，职此之由。前岁边陲俶扰，亲迂革辂，戎骑既退，万乘方归。是皆失我机先，落其术内，劳烦耗斁，可胜言哉。伏愿申饬将帅，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俘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亭障之地，可积军诸。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乘其衰而兵之则降，既心服而忘归，则力省而功倍。

　　诚愿考古道，务远图，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贵深谋，所谓安危之理，不可轻言者。国家务大体，求至治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治也。汉武帝躬秉武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伐辽东之国：则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则是劳而无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见听，未必蒙福，言而不从，方且虞祸，欲下不隐情得乎？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

　　臣又谓利害相生，变易不定者，《兵书》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盖事有可进而退，则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进，则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缓，则利必从之而失；可缓而速，则害必由之而致。可诛而赦，则奸宄之心，或有时而生害；可赦而诛，则患勇之人，或无心于利国。可赏而罚，则有以害勤劳之功；可罚而赏，则有以利僣逾之幸。能审利害，则为聪明。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故《书》曰"明四目、达四聪"，此之谓也。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自国家图燕以来，连兵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忧，愿陛下精思虑，决取舍，无使旷日持久，穷兵极武焉。

　　书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补阙。复上章论事。

　　明年，移睦州。睦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会文明殿灾，又拜章极言时政，上嘉纳焉。转起居舍人，还判登闻鼓院，上书请封禅。以本官知制诰，寻加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锡上章，有"调变倒置"语，忤宰相，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坐稽留杀人狱，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后徙单州。召为工部员外郎，复论时政阙失，俄诏直集贤院。至道中，复旧官。

　　真宗嗣位，迁吏部。出使秦、陇，还，连上章言，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夏之役，生民重困，上为之戚然。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与魏廷式联职，以议论不协求罢，出知泰州。会彗星见，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再召见便殿。及行，降中使抚谕，仍加优赐。

　　咸平三年，诏近臣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锡应诏。还朝，屡召对言事。锡尝奏曰："陛下即位以来，治天下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请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经岁而毕。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扆座之侧，则治乱兴亡之鉴，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每成书数卷，即先进内。锡乃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曰："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迹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宗经之辞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览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经，矧王者乎？臣每读书，思以所得上补圣聪，可以铭于座隅者，书于御屏；可以用于常道者，录为御览。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业与尧、舜比崇，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

　　《御屏风序》曰："古之帝王，盘盂皆铭，几杖有戒，盖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铭于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孝经》，举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宪宗采《史》、《汉》、《三国》已来经济之要，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屏间。臣每览经、史、子、集，因取其语要，辄用进献，题之御屏，置之座右，日夕观省，则圣德日新，与汤、武比隆矣。"

　　五年，再掌银台，览天下奏章，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悉条奏其事。上对宰相称锡"得争臣之体"，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擢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遗表劝上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乱。上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赠工部侍郎。录其二子，并为大理评事，给奉终丧。

　　锡耿介寡合，未尝趋权贵之门，居公庭，危坐终日，无懈容。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尝曰："吾立朝以来，章疏五十有二，皆谏臣任职之常言。苟获从，幸也，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执，治郡无称。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世为农家，九岁能文，毕士安见而器之。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长洲县，就改大事评事。同年生罗处约时宰吴县，日相与赋咏，人多传诵。端拱初，太宗闻其名，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涂金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即日献《端拱箴》以寓规讽。

　　时北庭未宁，访群臣以边事。禹偁献《御戎十策》，大略假汉事以明之："汉十二君，言贤明者，文、景也；言昏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何邪？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呼韩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致其来朝者，系于时也。今国家之广大，不下汉朝，陛下之圣明，岂让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军臣单于，至如挠边侵塞，岂有候骑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尔。臣愚以为：外则合兵势而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离其党，遣赵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诏感励边人，使知取燕蓟旧疆，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表请同校《三史书》，多所厘正。

　　二年，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谏、知制诰。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今旱云未沾，宿麦未茁，既无积蓄，民饥可忧。望下诏直云：'君臣之间，政教有阙，自乘舆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卫军士、边庭将帅，悉第减之，上答天谴，下厌人心，俟雨足复故。'臣朝行中家最贫，奉最薄，亦愿首减奉，以赎耗蠹之咎。外则停岁市之物；内则罢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瘗之；外州配隶之众，非赃盗者释之。然后以古者猛虎渡河、飞蝗越境之事，戒敕州县官吏。其余军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议颁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气。"

　　未几，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岁余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馆，求补郡以便奉养，得知单州，赐钱三十万。至郡十五日，召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屡献讨李继迁便宜，以为继迁不必劳力而诛，自可用计而取。谓宜明数继迁罪恶，晓谕蕃汉，垂立赏赐，高与官资，则继迁身首，不枭即擒矣。其后潘罗支射死继迁，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

　　至道元年，召入翰林为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诏命有不便者，多所论奏。孝章皇后崩，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信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尝草《李继迁制》，送马五十匹为润笔，禹偁却之。及出滁，闽人郑褒徒步来谒，禹偁爱其儒雅，为买一马。或言买马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马，顾肯亏一马价哉？"移知扬州。真宗即位，迁秩刑部，会诏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

　　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契丹虽不侵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宜敕封疆之吏，致书辽臣，俾达其主，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民也。

　　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当乾德、开宝之时，土地未广，财赋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鄙，国用未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且丰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臣愚以为宜经制兵赋，如开宝中，则可高枕而治矣。且开宝中设官至少。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始税茶。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今则数百万矣，民何以堪？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者此也。

　　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古者乡举里选，为官择人，士君子学行修于家，然后荐之朝廷，历代虽有沿革，未尝远去其道。隋、唐始有科试，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睹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为数百年之艰难，故先帝济之以泛取，二十载之霈泽，陛下宜纠之以旧章，望以举场还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铨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自来五品已下，谓之旨授官，今幕职、州县而已，京官虽有选限，多不施行。臣愚以为宜以吏部还有司，依格敕注拟可也。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数。盖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自秦以来，战士不服农业，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农益困。然执干戈卫社稷，理不可去。汉明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为六矣。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犹月费三千斛，岁用万缣，何况五七万辈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以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也"

　　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言同体也。得其人则勿疑，非其人则不用。凡议帝王之盛者，岂不曰尧、舜之时，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礼，后夔典乐，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责成，而尧有知人任贤之德。虽然，尧之道远矣，臣请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宪宗尝命裴垍铨品庶官，垍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择僚属，则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识者以垍为知言。愿陛下远取帝尧，近鉴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取僚属，则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侧，《语》曰："放郑声，远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无可结袜者，言皆贤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贤，非圣明不能深察。旧制，南班三品，尚书方得升殿；比来三班奉职，或因遣使，亦许升殿，惑乱天听，无甚于此。愿陛下振举纪纲，尊严视听，在此时矣。

　　臣愚又以为今之所急，在先议兵，使众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后议吏，使清浊殊涂，品流不杂，然后艰选举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国用足而王道行矣。

　　疏奏，召还，复知制诰。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禹偁闻而奏疏，略曰：

　　伏以体国经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僣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发兵挽漕，关城无人守御，止以白直代主开闭，城池颓圮，铠仗不完。及徙维扬，称为重镇，乃与滁州无异。尝出铠甲三十副，与巡警使臣，彀弩张弓，十损四五，盖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复不及滁、扬。万一水旱为灾，盗贼窃发，虽思御备，何以枝梧。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僣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固不可胶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濮贼之兴，慢防可见。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矣。

　　疏奏，上嘉纳之。

　　四年，州境二虎斗，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鸡夜鸣，经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范传》陈戒，且自劾；上遣内侍乘驲劳问，醮禳之，询日官，云："守土者当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蕲州。禹偁上表谢，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之语。上异之，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讣闻，甚悼之，厚赙其家。赐一子出身。

　　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如孙何、丁谓辈，多游其门。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

　　嘉祐为馆职，寇准曰："吾尹京，外议云何？"对曰："人言丈人且入相。"准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不若不为相之善也，相则誉望损矣。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臣主俱荣。今丈人负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责焉，丈人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准大喜，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显。

　　嘉言以进士第为江都簿，真宗尝观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访其后，宰相以嘉言闻。即召对，擢大理评事，至殿中侍御史。

　　曾孙汾举进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党籍。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少任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太平兴国五年，郡举进士，议以咏首荐。有夙儒张覃者未第，咏与寇准致书郡将，荐覃为首，众许其能让。是岁，咏登进士乙科，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再迁著作佐郎。以苏易简荐，入为太子中允，迁秘书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养。俄召还，赐绯鱼，知浚仪县。会李沆、宋湜、寇准连荐其才，以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奏罢归、峡二州水递夫，就转太常博士。

　　太宗闻其强干，召还，超拜虞部郎中，赐金紫。旬日，与向敏中并擢为枢密直学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兼掌三班院。张永德为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诏案其罪。咏封还诏书，且言："陛下方委永德边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太宗不从。未几，果有营兵胁诉军校者，咏引前事为言，太宗改容劳之。

　　出知益州，时李顺构乱，王继恩、上官正总兵攻讨，缓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吏执以告。咏不欲与继恩失欢，即命絷投眢井，人无知者。时寇略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时民间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既而得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咏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也。"

　　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称；遂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民有谍诉者，咏灼见情伪，立为判决，人皆厌服。好事者编集其辞，镂板传布。咏尝曰："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其为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丁外艰，起复，改兵部郎中。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

　　真宗即位，加左谏议大夫。咸平初，入拜给事中、户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节齐会，丞相大僚有酒失者，咏奏弹之。二年，同知贡举。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属岁歉，民多私鬻盐以自给，捕获犯者数百人，咏悉宽其罚而遣之。官属请曰："不痛绳之，恐无以禁。"咏曰："钱塘十万家，饥者八九，苟不以盐自活，一旦蜂聚为盗，则为患深矣。俟秋成，当仍旧法。"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裁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余七与婿。咏览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给其子，余三给婿，人皆服其明断。知永兴军府。

　　五年，马知节自益徙延州，朝议择可代者。真宗以咏前在蜀治行优异，复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就迁吏部侍郎。转运使黄观上其治状，有诏褒美。会遣谢涛巡抚西蜀，上因令传谕咏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矣。"归朝，复掌三班，领登闻检院。

　　咏刚中岁疡生脑，颇妨巾栉，求知颍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时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绩闻，不当莅小郡。令中书召问，将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择。咏辞不就，遂命知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咏秩满借留，就转工部尚书，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升、宣等十州安扶使，进礼部。上闻咏脑疡甚，悯之，令薛映驰驿代还。以疾未见，恨不得面陈所蕴，乃抗论言："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出知陈州。

　　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来谒。阍吏白傅霖请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邪，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咏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日别去。后一月而咏卒，年七十。赠左仆射，谥忠定。

　　咏刚方自任，为治尚严猛，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此枷终不脱。"咏怒其悖，即斩之。少学击剑，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有士人游宦远郡，为仆夫所持，且欲得其女为妻，士人者不能制。咏遇于传舍，知其事，即阳假此仆为驭，单骑出近郊，至林麓中，斩之而还。尝谓其友人曰："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病创甚，饮食则痛楚增剧，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预戒止。有违者，咏即连拜不止，或倨坐骂之。真守尝称其材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自号乖崖，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诜，为虞部员外郎。

　　论曰：《传》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鲠蹇谔之节，蔚为名臣，所遇之时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后果符其言，而醇文奥学，为世宗仰。锡身没之后，特降褒命，以贲直操，与夫容容嘿嘿，以持禄固位者异矣。咏所至以政绩闻。天子尝曰："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其被奖与如此。然皆肮脏自信，道不谐偶，故不极于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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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列传·卷五十二译文

作者：佚名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讲了而没被听从，那就还有大祸临头，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么？哪里是在务大体而求至治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的可进却退下了，那么有害成功的事便来了；有的本该退却又进了，那么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从这里失去；该慢的却反而快，那害处就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关心国家利益；可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害了有勤劳之功的人；可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聪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听”，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自国家图谋燕州以来，连续用兵不断，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向学。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师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诰，不久升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带大旱，田锡上奏，有“调燮倒置”的话，忤犯了宰相，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调出京师任陈州刺史。后因稽留杀人案受牵连，被降职任海州团练副使，后调任单州团练副使。后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员外郎，又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随即被任命为直集贤院。至道(995～997)中，官复原职。

　　宋真宗即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说陕西数十州都受灵、夏两次战争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为他们感到很悲戚。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不协调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现彗星，田锡上奏请求皇帝自我批评以回答天的警诫，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出发前，皇帝又派遣宫中的特使前往问候，而且加以优厚的赏赐。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但只分门别类地记事。臣请求从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精选抄录，另编一部《御览》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万机后，利用闲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读完。又选录经史中的精要格言，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屏风座位的侧边，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认为他说得好，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每编成数卷，就先拿给皇帝看。田锡于是先献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说：“圣人之道，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六经》就立言很高、意义深远，若不讲解讨论，不能测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若不参考比较它的异同，怎容易记住它的纷繁复杂。子部书则异端邪说众多，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若不猎取精微 要义作为鉴诫，提举纲要来观察它的会通规律，编成每日阅览的书，以帮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么就是一个人从小读到白了头，也不能读完经部，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臣每读书时，便想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将可以铭刻在座位侧边的格言，写在皇上的御屏风上；将可以用来当作日常道理的，录下来给皇上御览。希冀用我涓涓尘埃般的细小，来补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业能像尧、舜一样崇高伟大，而人民也就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

　　《御屏风序》说：“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也有诫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而使得夙夜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铭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唐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的经国济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览读经、史、子、集，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断进献给皇上，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或放置在座位侧边，皇上时时观读反省，则圣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进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讲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汇报。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诤臣的根本”，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续上奏八疏，都直讲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遗下奏表劝皇上用仁慈节俭来维护统治，用纯洁安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防乱。皇上看了颇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朝廷稍有缺点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书就已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不易得到。”嗟叹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并发给官费，让他们安排田锡的丧事。

　　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进过权贵人家的门，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没有懈怠的样子。倾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谏官职份内的通常应说的话。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给后人看，靠批评时局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将它们全部烧掉。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治理地方时没有什么政绩。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翶，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出身农民家庭，九岁能写文章，毕士安见了后很器重他。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被授予成武县主簿的官职。调任长洲知县，随即改任大理评事。同届进士罗处约当时任吴县县令，王禹翶每日与他互相赋诗吟咏，人们多传诵他们的诗歌。端拱(988～989)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名字，便召来考核，然后提拔他当右拾遗、直史馆，并赏赐红帛。旧例，赏赐红帛者都赐给涂着金银的带子，这次皇上特例下令用花犀皮带赐给他以示荣宠。当日王禹翶献给皇上一篇《端拱箴》，文中寄托有规劝讽谏皇上的意思。

　　当时北疆没有安定下来，皇上向群臣询问应付边事的策略。王禹翶献上一篇《御戎十策》，大略是借汉朝的事以阐明当时的策略：“汉朝十二代君王，贤明的，要算文帝、景帝；昏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世，匈奴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了甘泉。哀帝、平帝时期，呼韩邪单于每年都来朝贡，委派人质，自称为臣，边界的烽火狼烟都不再报警。这是为何呢？大概汉文帝当军臣单于强盛时，在外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内尽力改善政治，之所以能使敌人不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德。哀帝、平帝当呼韩邪单于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能够使外邦来朝贡臣服，是因为逢时。今天国家的广大，不下于汉朝，陛下的圣明，岂比文帝差。契丹的强盛，不及当年的军臣单于，至于外敌骚扰边境、侵犯要塞方面，又怎会有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甘泉的忧患呢？这也是因为我朝能在外重用能人，在内完善政治。臣的愚见以为：在外应根据战争形势而提高将帅的权威，停止用小官来巡察边境刺探情报，改派遣间谍去离间分化敌方的队伍，再派遣赵保忠、折御卿率领所部作为牵制敌人的掎角。下诏感动边区人民，使他们知道朝廷夺取燕蓟旧疆，并非贪求这块土地。对内则应精简官员以使经费宽松，压抑文人以便激励武将，信任重用大臣来资助谋划，不看重虚名以便戒除无益的事，禁止游荡懒惰以增强人民实力。”皇帝高度地赞扬了他。王禹翶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三人一起上表请求一同校订《三史书》，并有很多勘正。

　　端拱二年(989)，皇帝亲自考试贡士，召王禹翶赋诗，他立刻一挥而就。皇上高兴地说“：这诗不出一个月就可传遍天下。”随后，任命他为左司谏、知制诰。这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翶上疏说“：一种粮食没有收获叫作馑，五谷不收叫作饥。馑的时候则大夫以下的官吏都减少俸禄；饥的时候则全部俸禄都不给，仅由政府定量发给粮食。如今旱云不下雨，已种的麦子未长好，既已没有了积蓄，人民饥饿令人忧虑。希望皇上下诏直说：‘君臣之间，政教有失误，自乘坐的车子、服务的车夫，下至各级官吏的俸禄，如不是守卫的军士、边镇的将帅，则都相应减少，如此好对上回答上天的谴责，对下稳住人心，等雨水充足了再恢复如从前。’臣在当朝官员中家里最贫，俸禄最少，也愿带头减薪，以便赎平时耗损国家的罪过。国家在外停止每年常购买的东西；在国内则取消能工巧匠所做的事。靠近城边挖土，侵犯了冢墓的就把它掩埋好；外州的流放犯、奴隶之类的人，只要不是贪赃做强盗的，便都释放。然后用古时候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故事，来敕诫各州县的官员。其余有关军民刑罚政治方面的弊端，不是臣能知道的，希望交给宰相大臣们议定裁决后颁布，只要能感动人心，必会召来和气。”

　　不久，升任大理卿，庐州妖尼姑道安诬告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受惩，有令不将她治罪。王禹翶上疏抗争，为徐铉雪冤，请判道安的罪，因违诏被贬任商州团练副使，多年后调任解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被召回京任左正言。皇上因为王禹翶性格刚直不能容忍事物，命宰相劝诫他。后升直昭文馆，他乞求到地方任职以便奉养父母，被允许，任单州刺史，赏钱三十万。来到单州十五天，又被召回京任礼部员外郎，再次任知制诰。多次向皇上进献征讨李继迁的巧计，他认为对李继迁不必要劳师动众去诛杀，自然可以用巧计智取。说是应该明确地公布李继迁的罪恶，告谕中外，再设立重赏，给以很高的官方价钱，则李继迁的身首，便不是被枭挂示众就是被擒获。后来潘罗支射死李继迁，西夏人对宋朝臣服，果如王禹翶所献计策一样。

　　至道元年(995)，被召进翰林院做学士，后又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皇上诏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多有议论上奏。孝章皇后去世，梓木棺材被移放在已故燕国长公主的房子里，大臣们也不穿丧服。王禹翶与客人说：皇后曾做过全天下母性的表率，死后应当遵照典章使用以前皇后们相同的礼节。结果，他因此被认为有毁谤讽刺之罪，被降职为工部郎中、滁州刺史。当初，王禹翶起草《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了五十匹马当作酬劳，被他推却不受。到他出任滁州刺史时，闽人郑褒曾徒步来谒见他，王禹翶喜欢他的温文尔雅，替他代买了一匹马。有人说王禹翶买马时少给了别人价钱，宋太宗说：“他能拒绝李继迁的五十匹马，又岂肯少了一匹马的价呢？”后调任扬州刺史。真宗即位后，他被升级调到刑部任郎中，当皇帝下诏求大臣们讲直话时，王禹翶上了一篇奏疏，谈了五件事：

　　一是谨慎地对待边防大事，与外国结盟通友好，使运输军资的人民得到休息。当今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李继迁。契丹虽不侵犯边疆，戍守的军队岂能削减？李继迁既然未归服听命于我朝，军队的兵饷就固然不能停给。关辅一带的人民，处于倒悬的困境尤甚严重。臣的愚见认为应严诫守疆的官吏，给辽国的大臣写信，使转达给他们的君主，请求寻求过去的友好。又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将夏台一地还给他。他必定会感恩归服，且这样会使全天下都知道陛下您为了人民不惜委屈自己。

　　二是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的手中。在乾德(963-968)、开宝(968～976)时期，朝廷控制的土地不广，财产赋税也不丰富，然而我们攻打河东、防守北边，国家的费用也足够、军队的雄武也很强，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国家蓄养的军队精而不滥，任用将领专而不疑。臣的愚见以为应像开宝时期一样严格管理控制军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治理国家了。而且开宝年间设置的机构、官吏很少。臣本是鲁地人，落籍在济地，未考进士前，一个州上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治理，而当时未曾有缺废事情的现象。此后又增设一名团练推官，太平兴国(976～984)中，又增设了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且还增设监酒、榷税算的四名官员。各级州郡行政曹官之外，另增设掌狱讼的司理官员。问当时的租税，则比旧时减少了；问当时的人民，则逃亡的比过去要多。一州既是这样，整个全国也就可想而知。冗官在上面耗费，冗兵在下面耗费，这就是将山林湖泽的财富取尽，都不能够用的原因。那山林湖泽的财富，应与人民共同享用。自汉代以来，就取来收归国家使用，这是不可放弃的；但也不可用尽。只有像管茶的方法，从古就本不收税，唐朝元和(806～820)中，在齐、蔡地区用兵打仗，始对茶叶征税。唐史上称这一年征茶税得到四十万贯钱，如今则已有数百万了，人民怎能承受得了呢？所以臣说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手中。

　　三是增加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使选入的官员不滥。古代由乡里选举，再由官方择人，读书人在家时学问品德兼优，然后才推荐到朝廷，历代虽有沿袭变革，但都不曾与古代有太大的差别。隋、唐时期开始有了科举，宋太祖时，每年考取的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人才，也只有五十人。再加上王侯不准进献和征用官员，士大夫们极少有资格荫庇弟子做官，所以有的人终身没考中过举人进士，到老时也做不成一官半职。宋太宗在藩王府中受教育时，看到的就是这些。君临驾御天下之后，选择人才不求全责备，舍其短处任用其长处，选拔十个中，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半。他在位将近二十年，考取的进士大概有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也有随便就考取的人。臣的愚见以为数百年的选举考核太过艰难，所以前皇太宗才用广泛取材来补充；而二十年来的恩泽太滥，陛下又宜用旧章来纠正，希望将考场还给官吏来负责管理，就像从前一样。至于吏部铨选官员，也并非帝王亲自抓的事，自古以来五品以下的官员，叫作官方任命官，如今只有幕职和州县级官吏是这样由官方奉旨任命的，京官的选任名义上虽有官方限制管理，但多未施行。臣的愚见以为皇上应该将吏部的事还给吏部的专门官吏，可以让他们根据资历来任命、拟定各级官员。

　　四是淘汰僧侣尼姑，使疲惫的人民不再耗费。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兵不在其数。大概古代实行井田法，农民就是兵。自秦代以来，战士不从事农业，因此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所以农民更加贫困。当然持刀枪捍卫国家，依理不应废弃。汉明帝之后，佛教流入中国，此后剃度人民修建寺庙，历代都有增加。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田却吃饭，这样五民之外，又增一而成六民了。假设全国有万个僧人，每日吃一升粮食，每年用一匹绢，这是最节俭的了，还每月要耗费三千斛粮，每年用掉一万缣绢，更何况有五七万这种人呢？不叫人民的蛀虫可以吗？臣的愚见以为国家剃度的人滥了，建造的寺庙多了，要计算此项费用，何止亿万。前朝时国家不安乐，施舍又很多，佛如果有灵，怎会不蒙受幸福呢？事奉佛教无效，断然可知了。希望陛下深刻借鉴治理根本，尽快施行淘汰，如果认为即位初期，不想惊骇此辈，那么暂且在二十年内，不准剃度人民造建寺庙，使他们自行消亡，也是解救弊端的一种方法。

　　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得正直敢言的忠良之士，知道进取而不会有疑虑，奸险取巧之徒，知道退却而有所恐惧。那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是说君臣同为一体。认为那人行就不要怀疑，认为那人不好就不要任用。凡评议帝王中的伟大者，岂不是都要说尧、舜时代，契做司徒官、咎繇任士官、伯夷任典礼官、后夔任 曲乐官、夏禹任治水官、益任虞官么？委派任务督责成功，因而尧有知人任贤的美德。虽然如此，尧时的用人之道太过遥远了，请让臣用近代的事来说。唐朝元和(806～820)中，唐宪宗曾命令裴土自铨选品评各级官员，裴土自说：“天子择宰相，宰相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选择属官同僚，就会上下互不怀疑，而政治也就成功了。”舆论认为裴土自会讲话。希望陛下从远古吸取尧帝的经验，从近代借鉴唐朝的做法，既然选择了宰相，就大胆任用，不要犹疑。让宰相去选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去挑选同僚下属，这样就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了。古代受过刑残的人不能留在君王的身边，《论语》说：“放郑声，远佞人。”所以周文王的左右，没有可以穿鞋结袜子的人，是讲都是贤人。那小人言辞机巧、面色伪善，先行揣测期望得到皇帝的旨令，做事时必定会危害正义，心里只妒忌贤人，非圣明的君王不能深刻的明察。旧例，南班三品官，只有尚书才能升殿见皇帝；近来三班奉职，有的因为遣派出使，也允许升殿拜见，迷惑扰乱天子的视听，没有比这还严重的。希望陛下整顿纲纪，加强视听方面的尊严，就在这个时候了。

　　臣的愚见又认为当今最急迫的，是先讨论军队，使军队的多少适宜，安排得当。然后讨论官吏，使清廉污浊分道，各级各部不混杂，然后再加强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来堵塞奸恶的来源，禁止僧尼的发展以便减少耗费，这样自然会使国家费用充足而王道得到施行了。

　　疏书奏上去后，王禹翶被召回，又任知制诰。咸平(998～1003)初，参加修撰《太祖实录》，公直地记载当时的事。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意见不合，王禹翶在他们中间的议论能决定轻重。后出任黄州刺史，曾写了一篇《三黜赋》以表达自己的志节。它的最后一章说“：使自身受委屈而不让道义受委屈，即使被贬谪百次又有何亏！”咸平三年(1000)，濮州的强盗在夜间进城，掳走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翶听说后上疏，大略说：

　　臣认为以朝廷为主体经营各地区，这是帝王保国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代分裂动乱，各自割据城堡，像豆一样割瓜一样分，长达七十多年。宋太祖、太宗，削平僭位伪立的政权，天下成为一家。当时日事议程，就是令江淮地区各州郡毁坏城郭、没收武器、撤除武备，长达二十多年。由书生领导治理各州，大郡配给二十人，小郡减少五人，用来充当平常的差遣。名义上号称长吏，实际上与旅住客人相同；名为郡城，却空荡得像平地。虽推尊京师而压抑地方，是强干弱枝的方法，但也不符合这中间的正确原则。臣从前在滁州，当发兵拉运漕粮时，州城关卡就没人守御，只得用临时征集的白丁代替管理开关城门，当时城池颓废，武器装备也欠完整。等调到维扬，号称军事重镇，却与滁州无异。曾拿出铠甲三十副，交与巡守警卫的使臣，但搭弩张弓一射，竟十副中损坏四五副，大概是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才导致这样。如今黄州的城墙武器盔甲，又还比不上滁、扬二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偷偷发动暴乱，那时即使想防备抵御，又拿什么来抵抗呢？大概太祖为了削除诸侯们跋扈的势力，太宗为了杜绝人们僭号伪立窥望皇位的心理，当年才不得不这样。这就像设立法律来救治世界一样，时间一久就会产生弊端，而救治弊端的方法，在于因时制宜。若一口气发展快得像飞转的圆规，固然不可再胶柱鼓瑟。当今江、淮地区各州，大的忧患有三个：一是城池颓废毁坏；二是武器装备不完备；三是士兵在当地水土不服。濮州盗贼的兴起，看得出是因为在防守上太懈怠了。希望陛下特例改变最高决策，允许江、淮地区各州郡，可以根据户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都设置相应的守卫部队。部队士兵最多不过五百人，练习弓箭刀剑，然后逐步修葺城池壁垒，修理甲胄武器，那么各郡城就有了抗御侵犯的防备，长吏也可免去被抢劫掳掠的担忧了。

　　疏文上奏后，皇上嘉奖采纳了这一建议。

　　咸平四年，黄州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中一只死了，还被吃了近一半。所有的鸡在夜间鸣叫，过了一月才停止。冬天响炸雷。王禹翶手撰一篇疏文借引《洪范传》述说警诫，并自己主动请求处分。皇上派遣内侍宦官乘坐驿站的专车前往慰问，并作醮请神灵禳除妖异，又询问日官，日官说：“守护当地的人应承受其责。”皇上怜惜王禹翶的才能，当天，下令调任蕲州刺史。王禹翶上表谢恩，表文中有“汉宣室中出现鬼神问罪，不奢望生还；茂陵中出现封禅的文书，只期求身后”的话。皇上感到奇怪，果然王禹翶到蕲州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年仅四十八岁。皇上听到讣信，非常悼念他，送给他家很厚重的丧礼钱。又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官品。

　　王禹翶讲话治学都机敏丰富，遇事敢讲，喜欢品评人物，以身体力行道义为己任。曾说“：我要是生活在唐朝元和时期，在李绛、崔群手下做事，这一生也就无愧了。”他作文著书，多涉及规劝讽谏，因为这一点他不为流俗所容，所以屡次被排斥。跟他交游的必定是儒雅的人，对有才华文采的年轻晚辈，他总是极力称赞褒扬。像孙何、丁谓这些人，很多都游学到他的门下。他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他的儿子王嘉..、王嘉言都很著名。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少年时意气豪放，不拘小节，即使贫贱时外出交游，也不肯居人之下。太平兴国五年(980)，濮州推举进士，舆论以张咏为首位被推荐人。当地有个叫张覃的老儒生还没考中进士，张咏便与寇准写信给本州守将，推荐张覃做首选，众人赞许张咏能够谦让。这年，张咏考取了进士乙科，做了大理评事、鄂州崇阳知县。后再升为著作佐郎。因苏易简的推荐，他进入朝廷任太子中允，后又升做秘书丞、麟相二州通判，他自己请求掌管濮州的商市征税以便奉养父母。不久又被召回朝中，被赏赐绯鱼袋，调任浚仪知县。正好遇上李沆、宋..、寇准连续推荐他的才干，张咏因此做了荆湖北路转运使，上奏建议撤去归、峡二州的送水夫，被就地转为太常博士。

　　宋太宗听说他的强干，召他回朝，越级升他做虞部郎中，赏赐金印紫绶。十天后，与向敏中一同被提升为枢密直学 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兼掌三班院。张永德任并代二州部署，有个小校官犯了法，被他鞭打至死。皇帝下诏审治他的罪。张咏将诏书封起退还，并说：“陛下正委派张永德担任边疆守护大职，若因为一个小校官，使主帅受辱，臣恐怕下级会有轻视上级心理。”太宗不听从。不久，果然有士兵联合控告军校的事发生，张咏引用前次的事来议论，太宗改变态度慰抚他。

　　出任益州刺史，当时李顺叛乱，王继恩、上官正统兵攻讨，但停兵不进。张咏用话激励上官正，劝勉他亲自出击，然后盛情地陈设帷帐为他饯行。酒喝得正酣时，张咏举爵对军官们嘱咐说：“你们蒙受国家的厚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此去应直抵敌寇阵地，荡平丑类。如果旷日持久士气衰落，那么这里就又是你们的死地。”上官正从此决意出兵深入，终于大获全胜。王继恩部下有个士兵在夜间垂下绳索越城逃跑，被官吏抓住后报告给张咏。张咏不想与王继恩失和，当即下令将此兵捆住投到一枯井中，没人知道。当叛军攻城略地之际，民众有很多被胁迫跟随参加叛军，张咏下达公文将朝廷的恩德和信义告谕民众，使他们各自回到田里。并说“：从前李顺胁迫民众做叛贼，今天我将叛贼们改造为良民，不亦可以吗？”当时民间讹传，说有一白头翁午夜时专吃小孩，全州为之嚣然不安。一到夜暮降临，就路无行人。后来将造谣者抓住处死，人们才安定下来。张咏说“：妖怪谣言兴起的时候，灾气就会乘机危害当地。妖怪会有形状，谣言会有声音，制止谣言的办法，在于判断识别，而不在于求神厌胜。”

　　当初，蜀地士子知道读书向学，但不喜欢做官入仕。张咏考察益州人张及、李畋、张逵等人都有学问品行，受当地人称赞；于是敦促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这三个人果然全都考取了进士，士子们从此懂得了进取。民众有来投诉的，张咏明辨真假，立即做出裁决，人民都很佩服。好事者还编集张咏的故事成书，刻板印刷传播。张咏曾说“：向君子询问可以得到君子的情况，向小人询问可以得到小人的情况，分别从各自的同党那里询访了解，就没有什么不能明白了。”他当政时，恩威并施，蜀人都又敬畏又热爱他。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后复出，改任兵部郎中。正好遇上朝廷下诏在川、陕各州同时混用铜铁两种钱币，每一枚铜钱相当十枚铁钱。张咏上疏说“：昨日经过利州时，那里用一枚铜钱换五枚铁钱，在绵州则一枚铜钱换六枚铁钱，在益州则一枚铜钱又可换八枚铁钱。若统一规定换法，公私都不方便。希望根据各地的估算来折算铜钱。”

　　宋真宗即位后，加级为左谏议大夫。咸平(998～1003)初，进京升任给事中、户部使，后改任御史中丞。承天节斋戒集会时，丞相大臣中有的人犯戒喝酒，张咏上奏弹劾。咸平二年(999)，任同知贡举。这年夏天，以工部侍郎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因当年歉收，民众有很多人私自卖盐来自给，捕获犯法的人数百个，张咏全都减轻刑罚然后遣散他们。部下属官请求说：“不严厉用法律制裁他们，恐怕无法禁止此事。”张咏说“：钱塘一带十万家民众，受饥饿的人九万，如果不靠盐来救活，一旦蜂拥而起做强盗，那就会酿成大患了。等秋天收获了，当会依旧按原来的法律办事。”有户民家的儿子与姐夫争讼家产。女婿说岳父临终时，这儿子才三岁，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资产；而且有遗嘱，叫他日后将十分之三的财产分给那儿子，其余十分之七归女婿。张咏看了遗嘱，拿酒洒在地上，说：“你岳父，是个聪明的人，因儿子年幼所以托付给你。如果将七份给儿子，那儿子就会死在你手里了。”立即命令将十分之七分给那儿子，余十分之三留给女婿，人们都佩服他的英明判决。后张咏调任永兴军知府。

　　咸平五年，马知节从益州知州调任延州知州，朝廷讨论选择可以接替他的人。真宗因张咏以前在蜀郡政绩优异，又命他再次出任益州知州，并加级为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并就地升为吏部侍郎。转运使黄观上报他治理益州的政绩，皇上下诏褒奖。恰好朝廷派遣谢涛巡视西蜀，皇上因此令他转告张咏说：“有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了。”回朝后，再次执掌三班，领登闻检院。

　　张咏中年时脑上生疮，围头巾梳头发都很不方便，因此请求调出朝廷任颍州知州。真宗因为他公直，有声望，两次任益州刺史时，都因政绩突出著名，不应该去管一个小郡。下令中书将张咏召来问他，将委任他到青社或真定去，要他自己选择。张咏推辞不接受，于是任命他做癉州刺史。大中祥符(1008～1016)初，加级任左丞。大中祥符三年(1010)，癉州人民因为张咏任期已满请求借调留任，皇上将他就地转为工部尚书，令他再次留任。当年秋天，因为江左旱灾歉收，张咏受命担任癉、宣等十州安抚使，后进级为礼部尚书。皇上听说张咏的脑疮病很重，怜悯他，令薛映乘驿车赶去把他换回。因疾病没有见到皇上，张咏恨不能当面向皇上陈述蕴藏在心中的想法，于是抨击道：“近年来国库空虚，竭尽人民的膏血，用来作为兴建无用的土木建筑的费用，都是奸臣丁谓、王钦若引导了皇上的奢侈心才弄成这样的。不诛杀他们，无以谢天下。”奏章三次呈上后，张咏被调出京城，任陈州知州。

　　当初，张咏与青州人傅霖少年同学。傅霖不做官。张咏显贵之后，请傅霖出来做官，请了三十次也没请动，到这时他却来谒见。守门人来报告说傅霖求见。张咏责骂说：“傅先生是天下贤士，我尚还不能跟他做朋友，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其名！”傅霖笑道“：与你分别一世你还是原样吗？别人怎知世间还有个叫傅霖的人呢？”张咏问：“昔日为何隐居，今日为何出来？”傅霖说：“你快要走了，我来告知你的。”张咏说：“我自己也知道快死了。”傅霖说：“知道了我又何必再说什么。”第二天傅霖便告别离去。一个月后张咏去世，享年七十岁。被追赠为左仆射，谥号是“忠定”。

　　张咏以刚直公正自任，为政崇尚严猛，曾有个小官忤逆触犯了张咏，张咏用木枷锁住他的脖子。小官愤恨地说“：除非斩了我，这枷锁就永远不会脱去。”张咏恨他与自己作对，立即斩了他。张咏年轻时学习击剑，为人慷慨激昂，喜讲大话，好表现不同寻常的节操。有位读书人在远郡旅游，被仆人劫持，且要得到他的女儿为妻，读书人不能制住他。张咏恰好在旅店中遇到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后，即佯装借这个仆人为自己驾一趟车，然后自己独自骑一匹马出城到近郊，等到山林里，便斩了仆人回来。曾对他的朋友说“：张咏幸好生在光明的时代，读了三坟五典之类的书来约束自己，不然的话，就不知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又有这样的话说“：服事君王的人廉洁而不说自己贫，勤劳而不说自己苦，忠诚而不说自己有功，公正而不说自己有能，这样就可以事奉君王了。”他的性格果断急躁，病得厉害的时候，一饮食就痛楚加剧，统御下属也更加严峻，尤其不喜欢别人跪拜，命令负责接待客人的人预先告诫劝止。有人违犯时，张咏就连续地回拜不停，或者盘坐痛骂跪拜他的人。真宗曾称赞他的才能可任将帅要职，因为生病所以不能全部发挥他的能力。张咏自号“乖崖”，认为“乖”便与众人不同“，崖”就不利于做事。有文集十卷。他的弟弟张诜，任虞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