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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卷一百二十四

　　李植(羊可立) 江东之 汤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孙振基(子必显)丁元荐(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

　　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喜我。’其无忌惮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

　　是时，竟用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八月，役既兴矣，大学士王锡爵，植馆师，东之、可立又尝特荐之于朝，锡爵故以面折张居正，为时所重。三人念时行去，锡爵必为首辅，而寿宫地有石，时行以学谟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请改图。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时行奏辨，言：“车驾初阅时，植、东之见臣直庐，力言形龙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明甚。”帝责三人不宜以葬师术责辅臣，夺俸半岁。三人以明习葬法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方疏辞，锡爵忽奏言耻为植三人所引，义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张、冯之狱，上志先定，言者适投其会，而辄自附于用贤等撄鳞折槛之党。且谓舍建言别无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张、冯旧事，别无同志。以中人之资，乘一言之会，超越朝右，日寻戈矛。大臣如国、巍、化辈，曩尝举为正人。一言相左，日谋剚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贬植户部员外郎，东之兵部员外郎，可立大理评事。张岳以诸臣纷争，具疏评其贤否，颇为植、东之、可立地，请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终始。于时行、国、锡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贤皆褒中寓刺，而力诋季驯、懋贤、系周、仲庆，惟中行、用贤、思孝无所讥贬。帝责岳颂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国是，岳坐免。帝犹以植言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闰月，复躬往视之，终谓大峪吉，遂调三人于外。御史柯梃因自言习葬法，力称大峪之美，获督南畿学政。而植同年生给事中卢逵亦承风请正三人罪，士论哂之。

　　植、东之、可立自以言事见知，未及三岁而贬。植得绥德知州，旋引疾归。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屡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二十六年也。植垦土积粟，得田四万亩，岁获粮万石。户部推其法九边。以倭寇退，请因师旋，选主、客锐卒，驱除宿寇，恢复旧辽阳。诏下总督诸臣详议，不果行。奏税监高淮贪暴，请召还，不报。后淮激变，委阻挠罪于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锦、义失事，巡按御史王业弘劾植及诸将失律。植以却敌闻，且诋业弘。业弘再疏劾植欺蔽，诏解官听勘。勘已，命家居听用，竟不召。卒，赠兵部右侍郎。

　　可立，汝阳人。由安邑知县为御史，与植等并擢。已，由评事调大名推官。终山东佥事。

　　江东之，字长信，歙人。万历五年进士。由行人擢御史。首发冯保、徐爵奸，受知于帝。佥都御史王宗载尝承张居正指，与于应昌共陷刘台，东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长官。东之持入署，宗载迎谓曰：“江御史何言？”曰：“为死御史鸣冤。”问为谁？曰：“刘台也。”宗载失气反走，遂与应昌俱得罪。东之出视畿辅屯政，奏驸马都尉侯拱宸从父豪夺民田，置于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东之为言，减免如制。还朝，擢光禄少卿，改太仆。坐争寿宫事，与李植、羊可立皆贬。东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邓州，进湖广佥事。三迁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击高砦叛苗，斩首百余级。京察，被劾免官。复以遣指挥杨国柱讨杨应龙败绩事，黜为民。愤恨抵家卒。

　　东之官行人时，刑部郎舒邦儒阖门病疫死，遗孤一岁，人莫敢过其门。东之经纪其丧，提其孤归，乳之。舒氏卒有后。

　　汤兆京，字伯闳，宜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丰城知县。治最，征授御史。连劾礼部侍郎朱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帝不问。巡视西城，贵妃宫阉竖涂辱礼部侍郎敖文祯，兆京弹劾，杖配南京。时矿税繁兴，奸人竞言利。有谓开海外机易山，岁可获金四十万者，有请征徽、宁诸府契税，鬻高淳诸县草场者，帝意俱向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交章力谏，不报。出按宣府、大同，请罢税使张晔、矿使王虎、王忠，亦不纳。掌河南道。佐孙丕扬典京察，所谴黜皆当，而被黜者之党争相攻击。兆京亦十余疏应之。其词直，卒无以夺也。详具丕扬传中。寻出按顺天诸府。守陵中官李浚诬军民盗陵木，逮系无虚日。兆京按宣府时奏之，浚亦诬讦兆京。帝遣使按验，事已白，而诸被系者犹未释，兆京悉纵遣之。东厂太监卢受纵其下横都市，兆京论如法。

　　还复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国，兆京倡给事御史伏阙固请，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之，寻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争。图南之调，为给事中周永春所劾，弃官归。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图南申雪，语侵永春，并及焕，二人连章辨，兆京亦争之强。帝欲安焕，为稍夺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职，拜疏径归。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遂助兆京攻焕。帝亦夺其俸，然焕亦引去。

　　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时党势已成，正人多见齮龁。兆京力维持其间，清议倚以为重。屡遭排击，卒无能一言污之者。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长洲人。父应徵，云南参政，以廉能称。士衡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南京工科给事中。疏陈矿税之害，言：“曩者采于山，榷于市，今则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余小丑，市井无藉，安知远谋，假以利柄，贪饕无厌。杨荣启衅于丽江，高淮肆毒于辽左，孙朝造患于石岭，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盗贼，所在而有。萧、砀、丰、沛间河流决堤，居人为鱼鳖，乃复横征巧取以蹙之。兽穷则攫，鸟穷则啄，祸将有不可言者。”甘肃地震，复上疏曰：“往者湖广冰雹，顺天昼晦，丰润地陷，四川星变，辽东天鼓震，山东、山西则牛妖，人妖、今甘肃天鸣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乱徵，而泄泄从事，是以天下戏也。”因极言边糈告匮，宜急出内帑济饷，罢撤税使，毋事掊克，引鹿台、西园为戒。帝皆不听。南京督储尚书王基、云南巡抚陈用宾拾遗被劾，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以渠等考察被黜，为沈一贯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争。侍郎周应宾、黄汝良、李廷机当预推内阁。士衡以不协人望，抗章论。姜士昌、宋焘言事得罪，并申救之。给事中王元翰言军国机密不宜抄传，诏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士衡力陈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锡爵为首辅，以被劾奏辨，语过愤激，士衡驰疏劾之。寻擢南京通政参议。时元翰及李三才先后为言者所攻，士衡并为申雪。三十九年，大计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继偕，齐、楚、浙人之党也，与孙丕扬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谪两浙盐运副使，不赴。天启初，起兵部员外郎。累迁太仆少卿。引疾去，卒于家。

　　先是，杨应龙伏诛，贵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据故所侵地。总督王象乾不许。士衡遂劾象乾起衅。后象乾弟象恒巡抚苏、松，以兄故颇衔士衡。廉知其清介状，称说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给事中。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时廷臣习偷惰，法度尽弛。会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数倍旧额。而建言诸臣，一斥不复。大臣被弹，率连章诋讦。元翰悉疏论其非。

　　寻进工科右给事中，巡视厂库，极陈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极言时事败坏，请帝味爽视朝，廷见大臣，言官得随其后，日陈四方利病。寻复陈时事，言：“辅臣，心膂也。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覯天颜，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

　　武定贼阿克作乱。元翰上言：“克本小丑，乱易平也。至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二事。民不堪命，至杀税使，而征榷如故。贡金请减，反增益之。众心愤怒，使乱贼假以为名。贼首纵扑灭，虐政不除，滇之为滇，犹未可保也。”俄言：“矿税之设，本为大工。若捐内帑数百万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万姓。”疏皆不报。寻两疏劾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坚意割地，贻西南大忧。且尝著《妇寺论》，言人主当隔绝廷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子章罪当斩。”不纳。

　　先是，廷推阁臣。元翰言李廷机非宰相器。已而黄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叙推南京礼部侍郎。汝良，廷机邑人；天叙，朱赓同乡也。元翰极论会推之弊，讥切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将推两京兵部尚书萧大亨、孙幰为吏部尚书。元翰亦疏论二人，并言职方郎申用懋为大亨谋主，太常少卿唐鹤征为幰谋主，亦当斥。寻因灾异，乞亟罢赓、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贼之变易，挽君心与臣工之变难。”又言：“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因荐邹元标、顾宪成等十余人。无何，又劾给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败群丛秽，皆不报。掌厂内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听。

　　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鸷，举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与元翰不相能，御史郑继芳，其门人也，遂劾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元翰愤甚，辨疏诋继芳北鄙小贼，语过激。于是继芳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十余疏并攻之，而史记事、胡忻、史学迁、张国儒、马孟祯、陈于廷、吴亮、金士衡、刘节、刘兰辈则连章论救。帝悉不省。元翰乃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吏部坐擅离职守，谪刑部检校。后孙丕扬主京察，斥治则、国缙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贬湖广按察知事。方继芳之发疏也，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赃无有，则谓寄之记事家。两党分争久不息。而是时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贪，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

　　天启初，累迁刑部主事。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劾之，削籍。庄烈帝即位，复官。将召用，为尚书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归。卒，遂葬焉。

　　孙振基，字肖冈，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莘县知县，调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征，与李成名等十七人当授给事中，先除礼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户科。时吏部推举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请起废。

　　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廷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后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事三年矣。会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于是御史孙居相并宾尹事发之。下礼官，会吏部都察院议，顾不及宾尹事。振基乃抗疏请并议，未得命。礼部侍郎翁正春等议黜学贤，谪之麟，亦不及宾尹等。振基谓议者庇之，再疏论劾。帝乃下廷臣更议。御史王时熙、刘策、马孟祯亦疏论其事，而南京给事中张笃敬证尤力。方宾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竞相搜取，凡十七人。时宾尹虽废，中朝多其党，欲藉是宽敬。正春乃会九卿赵焕及都给事中翁宪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议坐敬不谨，落职闲住。御史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敬同乡也，谓敬关节果真，罪非止不谨，执不署名，意欲迁延为敬地。正春等不从，持初议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议益愤。振基、居相、笃敬及御史魏云中等连章论列。给事中商周祚亦敬同乡，议并罪道南。孟祯以道南发奸，不当罪，再疏纠驳。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核。廷元党亓诗教遂劾正春首鼠两端，正春寻引去。

　　会熊廷弼之议亦起。初，宾尹家居，尝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从，投缳死。诸生冯应祥、芮永缙辈讼于官，为建祠，宾尹耻之。后永缙又发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状。督学御史熊廷弼素交欢宾尹，判牒言此施、汤故智，欲藉雪宾尹前耻。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巡按御史荆养乔遂劾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孙玮议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时南北台谏议论方嚣，各自所左右。振基、孟祯、云中策及给事李成名、麻僖、陈伯友，御史李邦华、崔尔进、李若星、潘之祥、翟凤翀、徐良彦等持勘议甚力。而笃敬及给事中官应震、姜性、吴亮嗣、梅之焕、亓诗教、赵兴邦，御史黄彦士，南京御史周远等驳之，疏凡数十上。振基及诸给事御史复极言廷弼当勘，斥应震等党庇，自是党廷弼者颇屈。帝竟纳玮言，令廷弼解职。其党大恨。吏部尚书赵焕者，惟诗教言是听，乃以年例出振基及云中、时熙于外。振基得山东佥事，玮亦引去。

　　振基劲直敢言。居谏垣仅半岁，数有建白。既去，科场议犹未定，策复上疏极论。而宾尹党必欲十七人并罪，以宽敬。孙慎行代正春，复集廷臣议。仍坐敬关节，而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宾尹、敬有奥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议久不决。笃敬复上疏论敬，阴诋诸党人。诸党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迁。孟祯不平，疏言：“廷弼听勘一事，业逐去一总宪，外转两言官矣，独介介于之祥。敬科场一案，亦去两侍郎、两言官矣，复断断于笃敬，毋乃已甚乎！”孟祯遂亦调外。凡与敬为难者，朝无一人。敬由是得宽典，仅谪行人司副。盖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寻以忧去，卒于家。

　　子必显，字克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文选员外郎，为尚书赵南星所重。天启五年冬，魏忠贤罗织清流，御史陈睿谟劾其世投门户，遂削籍。崇祯二年，起验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选。尚书王永光雅不喜东林，给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举不当数事，且诋以贪污。御史吴履中又劾其紊乱选法。必显两疏辨，帝不听，谪山西按察司经历，量移南京礼部主事。道出柘城、归德，适流贼来犯，皆为设守，完其城。一时推知兵。历尚宝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部两侍郎皆缺，尚书杨嗣昌请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迁补，遂擢必显右侍郎。甫一月，无疾而卒。

　　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父应诏，江西佥事。元荐举万历十四年进士。请告归。家居八年，始谒选为中书舍人。甫期月，上封事万言，极陈时弊。言今日事势可寒心者三：饥民思乱也，武备积弛也，日本封贡也。可浩叹者七：征敛苛急也，赏罚不明也，忠贤废锢也，辅臣妒嫉也，议论滋多也，士习败坏也，褒功恤忠未备也。坐视而不可救药者二，则纪纲、人心也。其所言辅臣，专斥首辅王锡爵，元荐座主也。

　　二十七年京察。元荐家居，坐浮躁论调。阅十有二年，起广东按察司经历，移礼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书孙丕扬力清邪党，反为其党所攻。副都御史许弘纲故共掌察，见群小横甚，畏之，累疏请竣察典，语颇示异。群小藉以攻丕扬。察疏犹未下，人情杌隉，虑事中变，然无敢言者。元荐乃上言弘纲持议不宜前却，并尽发诸人隐状。党人恶之，交章论劾无虚日。元荐复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后邪党愈炽，正人屏斥殆尽，至有以“《六经》乱天下”语入乡试策问者。元荐家居不胜愤，复驰疏阙下，极诋乱政之叛高皇、邪说之叛孔子者。疏虽不报，党人益恶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复以不谨削籍。天启初，大起遗佚。元荐格于例，独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讼其冤，起刑部检校，历尚宝少卿。明年，朝事大变，复削其籍。

　　元荐初学于许孚远，已，从顾宪成游。慷慨负气，遇事奋前，屡踬无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后服官不满一载。同郡沈淮召入阁，邀一见，谢不往。尝过高攀龙，请与交欢，辞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别去。当东林、浙党之分，浙党所弹射东林者，李三才之次，则元荐与于玉立。

　　玉立，字中甫，金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陈时政阙失，言：“陛下宠幸贵妃，宴逸无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宫人奄竖无辜死者千人。夫人怀必死之心，而使处肘腋房闼间，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义本一奸竖，陛下宠信不疑。迩者奏牍或下或留，推举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谓义簸弄其间。盖义以陛下为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义为城社。党合谋连，其祸难量。且陛下一惑于嬖幸，而数年以来，问安视膳，郊庙朝讲，一切不行。至边烽四起，祸乱成形，犹不足以动忧危之情，夺晏安之习。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夫宫庭震惊，而陛下若罔闻，何以解两宫之忧？深拱禁中，开夤缘之隙，致邪孽侵权，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渐？万国钦辈未尝忤主，而终于禁锢，何以励骨鲠之臣？上下隔越，国议、军机无由参断，而陛下称旨下令，终不出闺闼之间，何以尽大臣之谋？忠良多摈，邪佞得名，何以作群臣之气？远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乐，不顾百姓涂炭，何以系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贵不可为大将，郑洛不当再起，石星不堪为本兵。疏入，不报。

　　寻进郎中，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康丕扬辈欲以妖书陷郭正域，玉立独左右之。会有言医人沈令誉实为妖书者，搜其箧，得玉立与吏部郎中王士骐书，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问，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

　　玉立倜傥好事。海内建言废锢诸臣，咸以东林为归。玉立与通声气，东林名益盛。而攻东林者，率谓玉立遥制朝权，以是诟病东林。玉立居家久之，数被推荐。三十七年，稍起光禄丞，辞不赴。言者犹齮龁不已，御史马孟祯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禄少卿召，终不出。天启初，录先朝罪谴诸臣，玉立已前卒，赠尚宝卿。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彰德推官入为户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党，清流废锢，疏请破奸党，录遗贤，因为顾宪成、于玉立、李三才、孙丕扬辨谤，而荐吕坤、姜士昌、邹元标、赵南星。帝不听。明年，再迁郎中。齐、楚、浙三党势盛，稍持议论者，群噪逐之。主事沈正宗、贺烺皆与相拄，坐贬官。朴性戆，积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

　　朝廷设言官，假之权势，本责以纠正诸司，举刺非法，非欲其结党逞威，挟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结戚畹近坐，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此盖明欺至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极。臣谓此辈皆可斩也。

　　孙玮、汤兆京、李邦华、孙居相、周起元各争职掌，则群攻之。今或去或罚，惟存一居相，犹谓之党。夫居相一人耳，何能为？彼浙江则姚宗文、刘廷元辈，湖广则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辈，山东则亓诗教、周永春辈，四川则田一甲辈，百人合为一心，以挤排善类，而赵兴邦辈附丽之。陛下试思居相一人敌宗文辈百人，孰为有党耶？乃攻东林者，今日指为乱政，明日目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谓无权，而林下投闲杜门乐道者，反谓有权，此不可欺三尺竖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黄克缵赃私钜万，已败犹见留；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论；而封疆坐死如陈用宾，科场作奸如韩敬，趋时鬻爵如赵焕，杀人媚人如熊廷弼，犹为之营护，为之称冤。国典安在哉！

　　望俯察臣言，立赐威断，先斩臣以谢诸奸，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台谏皆大恨。宗文等及其党力诋，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罗织其赃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会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亦谓朴言过当，乃下部院议罚。而朴再疏发亮嗣、应震、彦士、一甲赃私，及宗文、廷元庇韩敬、兴邦媚赵焕状，且言：“诗教为群凶盟主，实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为下诏切责言官，略如朴指。党人益怒，排击无虚日。侍郎李汝华亦以属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议镌朴三级，调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诏起废，朴名预焉。于是党人益哗，再起攻朴，并及文选郎郭存谦。存谦引罪，攻者犹未已。朴益愤，复陈浙人空国之由，追咎沈一贯，诋宗文及毛一鹭甚力，以两人皆浙产也。顷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鹭及其党董定策等。帝皆置不问。其年六月，始用阁臣言，下部院疏，谪朴州同知。自后党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职。

　　天启初，起用，历官参议。卒，赠太仆少卿。魏忠贤窃柄，御史安伸追论，诏夺其赠。崇祯初，复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保定推官。

　　四十五年，用治行征。当擢谏职，先注礼部主事。帝久倦勤，方从哲独柄国。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诗教者，从哲门生，而吏部尚书赵焕乡人也。焕耄昏，两人一听诗教。诗教把持朝局，为诸党人魁。武进邹之麟者，浙人党也。先坐事谪上林典簿，至是为工部主事，附诗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诋从哲。诗教怒，焕为黜之麟。时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皆以才名，当列言职。诗教辈以与之麟善，抑之，俾不与考选。以故嘉遇不能无怨。

　　四十七年三月，辽东败书闻，嘉遇遂抗疏言：“辽左三路丧师，虽缘杨镐失策，揆厥所由，则以纵贷李维翰故。夫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乃仅令回籍听勘。谁司票拟？则阁臣方从哲也；谁司纠驳？则兵科赵兴邦也。参貂白镪，赂遗绎络，国典边防，因之大坏。惟陛下立断。”疏入，未报。从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诗教。于是诗教、兴邦及亮嗣、延登、壮丽辈交章力攻。诗教谓嘉遇不得考选，故挟私狂逞。嘉遇言：“诗教于从哲，一心拥戴，相倚为奸。凡枚卜、考选诸大政，百方挠阻，专务壅蔽，遏绝主聪。遂致纲纪不张，戎马驰突，臣窃痛之。今内治尽坏，纵日议兵食、谈战守，究何益于事？故臣为国击奸，冀除祸本，虽死不避，尚区区计升沉得丧哉！”

　　时兴邦以右给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辽东底宁，从优叙录。至是以嘉遇连劾，吏部遂立擢为太常少卿。嘉遇益愤，疏言：“四路奏功，兴邦必将预其赏。则今日事败，兴邦安得逃其罚？且不罚已矣，反从而超陟之。是臣弹章适为荐剡，国家有如是法纪哉！”疏奏，诸御史复合词攻嘉遇。嘉遇复疏言：“古人有云，见无礼于君者逐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教、兴邦谓臣不得台谏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选予夺，二臣实专之。此无礼于君者一。事宁优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弃之。此无礼于君者二。魏光国疏论诗教，为通政沮格。夫要截实封者斩。自来奸臣不敢为，而诗教为之。此无礼于君者三。二奸每事请托，一日以七事属职方郎杨成乔。成乔不听，遂逐之去。诗教以旧憾欲去其乡知府，考功郎陈显道不从，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无礼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义岂与俱生哉！”

　　先是，三党诸魁交甚密，后齐与浙渐相贰。布衣汪文言者，素游黄正宾、于玉立之门，习知党人本末。后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诸党人所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齐、楚则应兵。成功之后，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构也。”遂多方设奇间之，诸人果相疑。而邹之麟既见恶齐党，亦交斗其间。扬言齐人张凤翔为文选，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于是齐、浙之党大离。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诗教辈亦窘。而浙人唐世济、董元儒遂助嘉遇排击。自是亓、赵之势顿衰，兴邦竟不果迁，自引去。时论快焉。

　　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迁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秉铨，召为考功员外郎，改文选署选事。时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与之麟、韩敬同年相善，颇疑之。已，见嘉遇公廉，亦皆亲善。及陈九畴劾谢应祥，语连嘉遇，镌三级，调外，语具南星传。未几，党人张讷诬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寻锻炼光斗、大中狱，诬嘉遇尝行贿。逮讯论徒，愤恨发病卒。崇祯初，赠太常少卿。

　　赞曰：李植、江东之诸人，风节自许，矫首抗俗，意气横厉，抵排群枉，迹不违乎正。而质之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义，不能无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圣人所为致慨于末世之益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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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列传·卷一百二十四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李植，字汝培。父亲承武，从大同移居江都，官至福建布政使。李植万历十五年(158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职御史。十年冬，张居正死，冯保还在当道，其党徒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在禁中，阅览奏章，起草诏书如旧。张居正的党徒都依靠徐爵与冯保结交，徐爵势力更为嚣张。可皇上素来怨恨张居正、冯保，还没找到机会发作。御史江东之首先揭发徐爵的奸行，并且说兵部尚书梁梦龙与徐爵勾结，以得到吏部尚书之职，应该贬退。皇上将徐爵逮捕入狱，定为死罪，梁梦龙罢官。李植于是揭露冯保十二大罪状。皇上震怒，将冯保定罪。李植、江东之由此为皇帝信用。

　　第二年，李植巡按畿辅，请求放宽张居正时所制定的百官乘坐驿车的禁令，皇上听从了。皇上接受礼部尚书徐学谟的意见，将在大峪山占卜寿宫。李植随行勘查，认为这个地方不好。他想带江东之上疏争论，没有结果。第二年，李植回到朝廷。当时御史羊可立也因为弹劾张居正被皇帝信用。三人更为要好，也与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互相敬重。执掌朝政的正恨吴中行、赵用贤，而且心里害怕李植三人得到皇上宠爱。正好争论御史丁此吕一事和弹劾徐学谟占卜寿宫的不是，李植与申时行互相较劲，最终被贬。

　　当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做乡试考官，为张居正的儿子嗣修、懋修、敬修谋私利。张居正死后，丁此吕揭发这件事。又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替嗣修、懋修写殿试的对策，而侍郎高启愚主持南京考试，竟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目，显然是为了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都是张嗣修的座主，说考官只根据文章技艺，怎知道姓名，不应该以此定罪，请命令吏部检查考官的评语，以定是去还是留。尚书杨巍建议将何雒文贬退，将嵇应科、陆檄调任，留任高启愚、戴光启，但是说丁此吕不顾旨意，陷害高启愚。丁此吕被贬官。李植、江东之和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为丁此吕鸣不平，都上奏章弹劾杨巍，言语中侵犯到申时行。江东之上疏说：“申时行因为二子皆中进士，不高兴丁此吕说科场中的事。杨巍虽然庇护张居正，实际上是谀媚申时行。”申时行、杨巍一同请求辞职。皇上想安慰留下申时行，召回丁此吕，让俩人和解。余有丁、许国说不贬丁此吕，无法安慰申时行、杨巍。许国反复诋毁言官多事，指责吴中行、赵用贤结党。吴中行、赵用贤上疏辩解请求解职，言语都触怒到许国，赵用贤用词更为严厉。许国避门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钅夫，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力说申时行、许国、杨巍不应当离去。主事张正鸣，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极力攻击请求留任三大臣之人的过失。吴中行也上疏说：“法律禁止向上说大臣的德政。近来沿袭请求留任张居正的遗风，辅臣辞职，群起上奏请求留任，称赞功德，联章累牍。谄媚之极，特别可耻。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没有谏官因疏论事情被吏部弹劾罢官的，如果这样，则会逐渐堵塞言路，此风不可长。”皇上竟然留任三大臣，如赵锦之意责备言官。后来，高启愚终于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弹劾离去，申时行也不能救他。

　　皇上特别追恨张居正，因为大臣暗中庇护他，唯独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能揭发他的奸情，神宗想他们骤然显贵，以暗示朝臣。刘一相又弹劾锦衣都督刘守有藏匿张居正的家资。皇上于是命令内阁罢了刘守有的官职，破格提拔张居正所压制的丘木舜、余懋学、赵世卿及李植、江东之共五个人。申时行极力为刘守有辩解，说丘木舜等不应当马上提升。皇上重新违背大臣的意思，议论虽然停止，心里还是想任用李植。立刻，李植弹劾刑部尚书潘季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潘季驯被削职。皇上于是下诏吏部提拔李植为太仆少卿，江东之为光禄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少卿，并在考察名册上特别予以记录。朝臣更加忌恨李植等。

　　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发生旱灾，御史蔡系周说：“古时候，朝廷如有专权的大臣，狱中有冤枉的囚犯，则一定发生旱灾。李植数次对人说：‘皇上呼我为儿，每次看到没收的宝物就喜欢我。’他肆无忌惮到了这样的地步。陛下想昭雪冤枉，而刑部尚书之冤，先得不到昭雪。现在的旱灾，实在是由于李植的缘故。”又说：“李植迫不及待想让吴中行执掌国事，想让自己有个好退路。吴中行想让李植掌管官吏的选拔，是想任意任用他的人。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行，势必会尽使正直的人受到毒害，现在的旱灾还是小事。”其他的话狂妄且怪诞。所称尚书，是指潘季驯。奏疏上后，皇上未给予答复。御史龚懋贤、孙愈贤接着又上了奏。江东之愤怒地上疏，说：“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位大臣，忠心耿耿，至死不移，臣实在是安心成为他们一党，高兴与他们来往。现在指责李植与他们为一党，李植实际上还没有我与他们亲密，我愿先罢我的官。”皇上不允许。羊可立也上疏说：“奸党怀匿冯保、张居正的私人恩惠，造谣生事，想打击劝谏的大臣，不把臣等全部免职是不会甘心的，我乞求解职。”奏章下到内阁，申时行等要求当面责问羊可立谁是奸党的头目。皇上还是想两方和解，停止了内阁的上奏，而指示都察院：“自今天起，御史说事情，应当以国家为重，不要以私情损害国家的利益，违反的人一定治罪。”李植、江东之请求回乡，皇上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相上奏弹劾羊可立不应当代替李植辩解。皇上回答说：“朕正在为旱灾担心，各大臣为什么要纷纷争论？”于是停止。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弹劾李植、吴忠行、沈思孝为邪恶的大臣，皇上讨厌他排挤李植等，把他贬到外地。齐世臣和御史顾钤等连着上奏救他，皇上不听。

　　当时，皇上竟然听从徐学谟的话，在太峪山修建寿宫。八月，开始修建了。大学士王锡爵是李植的馆师，江东之、羊可立又曾特地向朝廷推荐，王锡爵过去因为当面驳斥张居正，而为当时人所敬重。李植等三个人认为申时行一离职，王锡爵必定为首辅，而筑寿宫之地有石头，申时行以徐学谟的缘故主张修建，可用这个原因定他的罪，于是合作上疏说：“那块地如果吉利就不应当有石头，有石头则应请求改变地点。而徐学谟因为替自己考虑而主张这个意见，申时行因为亲近人的关系而赞成他的意见。现在开凿石头以修建寿宫之地，与以前所立标志处，不是一个地方。模模糊糊容易移动，像下棋一样，大臣没有为国的忠心。”申时行上奏辩解，说：“皇上当初考察时，李植、江东之在住宿的处所见我极力认为形龙山不如大峪山。现已二年，忽然提出这样的意见，很明显，他们是想借这件事把我赶走。”皇帝责备三人不应当以丧葬之师的技艺指责辅臣，停发俸禄半年。三个人以熟悉葬法为由推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正在上疏推辞之时，王锡爵忽然上奏耻于为李植三人推荐，于道义不当留在朝中，因而细细奏明他认为不平的八件事。大意说：“张居正、冯保被问罪，是陛下先有决定，言官只不过投皇上所好，而自己依附于赵用贤等专门打击别人的人。而且他们说唯有劝谏的人，其他的人都没有人品，劝谏之中，除了收集张居正、冯保过去的事，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们只有常人的才能，乘与陛下相合的言论，破格提拔，矛头四出。大臣诸如许国、杨巍、舒化等人，过去他们推举为正直的人，只是因为与他们稍有不同意见，就日日谋划算计他们，都是大人们感到不平的。”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也迭相攻击李植等，皇上颁布王敬民的奏疏，贬李植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为大理评事。张岳因诸大臣争斗，上疏评定他们的贤与否，颇为李植、江东之、羊可立鸣不平。请求勉励双方，共全臣节。对申时行、许国、王锡爵、杨巍、舒化、陆光祖、齐世臣等都是赞扬中有讽刺，而努力诋毁潘季驯、懋贤、系周、仲庆，只有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没有讥讽。皇上责备张岳颂美大臣，而且于大臣纷争之外又生出枝节，对安定国事不利，张岳被免职。皇上还是因为李植说过寿宫有石头数十丈大，像屏风下面都是石头，担心宝座将安置在石头上。闰月，皇上又亲自视察，终于认为大峪山吉利，于是将三人调出京城。御史柯梃因为自称熟悉葬法，极力称赞大峪山的美丽，获得督南畿学政之职。而李植同年生员给事中庐达也乘机请判定三人的罪责，士大夫都讥笑他。

　　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以劝谏为皇帝所知，不到三年被贬。李植得到绥德知州之职，不久称病回乡。在家住了十年后，起用为沅州知州，逐渐做到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植开垦土地，屯积粮食，获得四万亩田，每岁收获数万石粮食。户部将他的方法在九边推广。因为倭寇被击退，请求班师，精选土、客士卒，驱除旧敌，恢复旧辽阳城。皇上下诏书让总督诸臣详细讨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又上奏陈明税监高淮贪婪、残暴，请求把他召回，皇上没有答复。后来高淮激起民变，认为是李植阻挠的结果。李植上疏乞求退休，皇上安慰他，将其留任。第二年，锦州、义州失守，巡按御史王业弘弹劾李植及诸将违反军律。李植报告他击退了敌人，而且诋毁王业弘。王业弘再次上疏弹劾李植隐瞒实情，皇上下诏解去李植的官职听从勘察。勘察完毕，命令他在家居住等候任用，竟然没有再召还。死后，李植被赠为兵部右侍郎。

　　汤兆京，字伯闳，江苏宜兴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职丰城知县，治行考核为最优，征召为御史。接连弹劾礼部侍郎朱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皇上都不理会。巡视西城，贵妃、宦官侮辱礼部侍郎敖文祯，汤兆京弹劾他们，遭到廷杖，发配南京。当时矿税繁兴，奸臣争着说矿税有利可图。有人说开凿海外的机易山，每年可以获得四十万两黄金，有的请求征收徽州、宁国等府的契约税，将高淳等县的草场卖掉，皇上都想同意。汤兆京与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上奏极力劝谏，皇上不予回答。出去巡按宣化、大同等府，请求罢免朝廷税收使者张晔、矿税使王虎、王忠，皇上也不接受这个意见。

　　执掌河南道，辅佐孙丕扬掌京官的考察，所贬退的人都很得当，而那些被贬的人争相攻击他们。汤兆京也上了十余道奏疏，与他们应战。他的言词直率，这些人终究不能使他免职。具体情况参见《孙丕扬传》。不久，又出去巡按顺天等府。守皇陵的宦官李浚诬赖附近的军民盗窃陵上的木材，每天都要逮捕人。汤兆京巡按宣府时就为这事上奏过，李浚也诬蔑、攻击汤兆京。皇帝派遣使者检验，事情已真相大白，可是那些被抓去的人还没有释放，汤兆京全部把他们放了。东厂太监卢受唆使他的部下横行都市，汤兆京按法律弹劾他。

　　回到京城后，又执掌河南道。福王很久不到藩国就位，汤兆京倡导给事御史坚决请求他回去，终于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南京空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缺，不久以每年惯例调出三位御史到外地，都不咨询都察院。汤兆京援引旧事争论。吕图南的调动，被给事中周永春所弹劾，放弃官职归家。汤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吕图南申辩、昭雪，言语中激怒了周永春和赵焕，二人连上奏疏辩解，汤兆京也与他激烈辩论。皇上想安抚赵焕，稍稍少发了汤兆京的俸禄。汤兆京认为自己得不到真正的与职务相称的权限，便上疏请求回乡。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于是帮助汤兆京攻击赵焕，皇上也停发了他们的俸禄。然而赵焕也称病离开京城。

　　汤兆京做官廉正，遇到事情慷慨上奏。那个时候，阉党势力已形成了，正直的人多被倾轧。汤兆京极力在他们中间维持，批评时政的清明议论特别倚重他。屡遭排挤，但终究没有一个人能诬赖到他。天启中，赠为太仆少卿。

　　夏嘉遇，字正甫，上海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职保定推官。

　　万历四十五年(1617)夏嘉遇因为政绩突出为皇上征召。应当提拔为言官，先做了礼部主事。皇上很久倦怠政事，方从哲一个人大权独揽。碌碌无为而列居权位，中外奏章全部留于禁中。只要言官一攻击，则此人自动离去，不待皇上下旨。台谏的势力积重难返，有齐、楚、浙三方面鼎足而立的声名。齐则指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指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指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等人暗中依附他。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会、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征仪、董元儒、李嵩等人，与他相互唱和，以攻击东林党人为己任。其时考选官吏已停止了很久，屡次催促都没有结果，言官没有几个人，结成团伙更紧密。后来进入台谏的人，必定罗致在自己门下，做自己的党徒，当权的大臣不敢触犯他们。

　　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吏部尚书赵焕的同乡。赵焕老糊涂了，两人都听诗教的。诗教把持朝政，为各党人的头。武进邹之麟是浙江党人，从前因事被贬为上林典簿，这时为工部主事，依附诗教、韩浚。请求得到吏部官职没成，很恼恨，反而攻击他们，并诋毁方从哲。诗教发了脾气，赵焕贬退了邹之麟。当时夏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都以才能著称，应当列为言官。亓诗教等认为他们与邹之麟要好，压制他们，不让他们考选，所以夏嘉遇颇有怨言。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辽东失败的消息传来，夏嘉遇于是上疏说：“辽东三路大败，虽然是杨镐指挥失策，真正的原因，则是放纵李维翰的缘故。李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只是让他回原籍等候勘察。谁起草的这个命令？阁臣方从哲；谁管理驳议？是兵科赵兴邦。以人参、貂皮、白银贿赂者络绎不绝，国家大典，边防大计，因此大为败坏。唯有陛下立即决断。”奏疏呈上，没有回答。方从哲极力为自己辩解，夏嘉遇再次上疏弹劾他，并一起弹劾了亓诗教。于是亓诗教与赵兴邦及吴亮嗣、张延登、房壮丽等相继上奏攻击。诗教认为夏嘉遇没有得到考选，所以泄私愤逞狂。夏嘉遇说：“亓诗教对于方从哲，一心一意地拥戴，互相依靠狼狈为奸。凡是拜相、考选诸大事，百方阻挠，专门堵塞各种意见，不让陛下听到任何事情。于是导致纲纪不张，战事纷起，臣暗中深以为恨。现在内政腐败，纵使天天议论兵事，谈论战守，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要为国除奸，希望消除灾害之源，虽死不避，更何况去计较区区升官与贬职呢！”

　　当时赵兴邦以右给事中执掌兵科。皇上先有圣旨，等辽东安宁，再从优录用。这时，因为夏嘉遇接二连三地弹劾他，吏部于是立刻将他提升为太常少卿。夏嘉遇更为愤怒，上疏说：“四路上报功劳，赵兴邦必定参预领赏。现在事情败露，赵兴邦怎能逃脱惩罚呢？不但不罚，反而越级提升。臣的弹劾奏章被贬得一钱不值，国家有这样的法纪吗？”疏奏上，各御史又一起攻击他。嘉遇再次上疏说：“古人云，看见对君无礼的人赶走他，好像老鹰赶走鸟雀。亓诗教、赵兴邦说我得不到台谏之职而发火。爵位、等级全由皇上操持，与人臣有什么关系？如像他们所说，则我考选的权力被剥夺就是二位大臣干的，这是他们一对君王的无礼。事情安宁下来再优先录用，这不是皇上的意思吗？他们竟然蔑视而置之不理，这是二对君王的无礼。魏光国上奏弹劾亓诗教，被当政的人阻止，中途拦截大臣的奏章按理当斩，自古以来奸臣都不敢做这样的事，而亓诗教竟敢做，这是三对君王的无礼。二个奸臣每件事找人托办，一天嘱咐职方郎中杨成乔办七件事，杨成乔不听，于是他们将他赶走。亓诗教因为旧恨而赶走他家乡的知府，考功郎陈显道没有听从他的话，也被他逼走。吏、兵二部，是皇上统治天下的要害机构，而这二个奸臣竟敢越权插手，这是四对君王的无礼。有这样的臣子，我怎能与他们在一起！”

　　先前，三派的头头交往很密切。后来齐派与浙派逐渐分庭抗礼，平民汪文言平日与黄正宾、于玉立来往，知道这些帮派的来龙去脉。后来于玉立派他到京城，更加知道各派别的所作所为，拟定对策说：“浙江人，掌管军事，齐、楚人是响应军事的人。成功之后，主人想将客人赶走，然而权柄在客人手中，不容易赶走。这可以设计谋。”于是多方设计，离间他们。这些人果然互相怀疑。而邹之麟见自己被齐党讨厌，也在他们中间交战。扬言说假如齐人张凤翔做了文选郎，一定以年度考核斥退宗文、廷元。于是齐、浙党派离心。等到夏嘉遇上了五道奏疏极力攻击，亓诗教等人更为窘迫。而浙江人唐世济、董元儒帮助夏嘉遇排挤他们。自此以后，亓、赵的势力更小，赵兴邦竟然没有升迁，自己称病离职，时论认为大快人心。

　　光宗继位，嘉遇乞求改任南部，升为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掌管官吏选拔，将他召为考功员外郎，改任文选署选事。当时，左光斗、魏大中因为夏嘉遇与邹之麟、韩敬为同年进士相互关系很好，颇有疑心。不久，见夏嘉遇公正廉洁，也和他要好了。等到陈九畴弹劾谢应祥，言语中牵涉到夏嘉遇，降三级，调离京城，详情见赵南星传。没有多久，党人张讷诬蔑、弹劾赵南星及夏嘉遇，于是两人被除名。不久党人罗织罪名，将左光斗、魏大中逮捕，诬赖夏嘉遇曾经行贿。逮捕审问弹劾的人，夏嘉遇愤恨得生病死去。崇祯初年，赠为太常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