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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郑范陈贾张列传

　　郑兴　子众　范升　陈元　贾逵　张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令还奉迎迁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

　　时赤眉入关，东道不通，兴乃西归隗嚣，嚣虚心礼请，而兴耻为之屈，称疾不起。嚣矜己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兴闻而说嚣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间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嚣竟不称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已，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乃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昔张仲在周，燕冀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乃征为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兴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郤E0 67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 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

　　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子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

　　书奏，多有所纳。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述死，诏兴留屯成都。顷之，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是时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兴方欲筑城郭，修礼教以化之，会以事免。

　　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客授阌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子众。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众以“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败，宾客多坐之，惟众不染于辞。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朝议复欲遣使报之，众上疏谏曰：“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氈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

　　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众与单于急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迁左冯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在位以清正称。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传家业，为长乐，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顺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子亮为郎。众曾孙公业，自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鹜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

　　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如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CA75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

　　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已，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复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B257小文，C841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E74E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F8B 6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 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EAAB，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F446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

　　帝从之，宣下其议。

　　李通罢，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歙府，数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自为兒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时，有神雀集宫殿宫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鷟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用《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E74E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善，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B241。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都字叔异，性仁孝，及亲殁，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

　　后就长水校尉樊B34A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初，霸以樊B34A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后征，四迁为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答，众人笑其不识时务。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年七十。遗赖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 因遂家焉。 将作大匠翟D825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藉，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于家。子陵。

　　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

　　初，冀弟不疑为河南尹，举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惭色。陵弟玄。

　　玄字处虚，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及董卓秉政，闻之，辟以为掾，举侍御史，不就。卓临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轮氏，道病终。

　　赞曰：中世儒门，贾、郑名学。众驰一介，争礼氈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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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列传·郑范陈贾张列传译文

作者：佚名

　　（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

　　◆郑兴传，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少时学《公羊春秋》，晚年学《左氏传》，积累知识，深入思考，通达书中要旨，同学辈都以郑为师。

　　天凤年间，率领学生从刘歆讲《左氏传》大义，刘歆赞美郑兴的才华，使郑撰写条例、章句、传诂，并校正《三统历》(夏、商、周三历，刘歆撰)。更始即位，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先入长安，李松用郑兴做长史，派他回去接皇帝迁都。更始的一些将领都是山东人，都劝驾留住洛阳。郑兴劝皇帝道：“陛下从荆楚起兵，权政尚未施行，一朝建立国号，而山西雄桀争着杀王莽，打开关门在郊外迎接陛下，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天下百姓被王莽的虐政害苦了，而思念汉高祖的旧德哩。现在久不安抚百姓，臣下恐怕百姓离心，盗贼又会兴起。《春秋》上写齐桓公即位为‘齐小白入齐’，而不称齐侯，因为尚未朝庙祭祖的原故。现在议论的人想先平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知根本而争其末梢，恐怕国家的守卫转移在函谷关，即使睡在洛阳，难道安于枕席吗？”更始帝说“：我向西已下决心了。”拜郑兴为谏议大夫，派他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回来后拜为凉州刺史。恰逢天水有反叛的，攻杀郡守。郑兴因而免职。当时赤眉入关，东边道路不通，郑兴就向西归附隗嚣，隗嚣虚心用礼节请郑，而郑兴感到委屈，称病不起。隗嚣夸耀自己，常用周文王自比，便与诸将商议自立为王。郑兴听说就劝阻隗嚣道：“《春秋》传说：‘口里不说忠信的话叫..，耳朵不听五声之和叫聋。’近来诸将集会，莫不是不说忠信的话么，大将军听从了，莫不是缺乏详细的考察么？从前周文王继承祖宗道德的余绪，加之本人的聪明才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能服侍殷商，等到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而会于孟津，都说‘商纣可以讨伐了’。周武王认为天命尚不可知，于是还师等待天时。

　　汉高祖征伐多年，还用沛公的名义行军。现在你的令德虽然鲜明，但没有周朝那样的福泽，威略虽很振兴，但没有汉高祖的功勋，而想举办不可办的事业，将加速引祸，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将军仔细考虑一下。”隗嚣终于没有称王。后来就广泛设置官吏职位，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郑兴又阻止隗嚣道：“那些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都是王者的车服，不是人臣所应有的。孔子说‘：只有器(车服)和名(爵号)，不可借给别人。’不可借给别人的东西，也不可向别人借来。对实际无好处，对名声有损害，不是尊重皇上的意思。”隗嚣感到为难也就停止了。等到隗嚣叫儿子隗恂入侍，将出发时，郑兴托隗恂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嚣不听从而迁徙郑兴的房舍，增加其官秩与礼仪。郑兴进见隗嚣道“：从前遭逢赤眉之乱，凭将军僚旧的关系，所以冒昧请求回家明德。幸蒙天地的大恩，又得保全其性命。我听说侍亲的道理，父母活着时用礼节奉养他，父母死后用礼节安葬他，用礼节祭奠他，遵奉这些礼节，不敢半点违反。现在因为父母尚未埋葬，请求告老还乡，如果增加官秩搬迁房舍，中间又拖延不少时间，这是用父母作钓饵，太无礼了。将军怎么能这样？”隗嚣说“：我就不配挽留老朋友吗？”郑兴说：“将军占有七郡的土地，拥有羌胡的百姓，来拥戴本朝，德没有再厚的，威没有再重的。在驻地就是专命的大使，进朝延就是鼎立的大臣。我，从俗之人，不敢深处不出，通过将军求进身之阶，不担心达不到目的；委托将军求进入朝廷，不担心不亲受恩典，这就是我不违背将军的心计哩！我已替父母请求，不可这样中止，愿把妻子留下来，我独自归葬，将军又何必猜疑呢？”隗嚣说“：这太好了。”于是催他赶办行装，叫他和妻子一道向东而去。

　　这是建武六年(30)的事。侍御史杜林先与郑兴同住在陇右，杜林就推荐郑兴道：“我看到河南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应该留在皇上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留心观察，来为陛下分劳。”于是郑兴被征为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三十日，日食。郑兴便上疏道“：《春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乱，乱就妖灾发生。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办事有缺陷。按《春秋》‘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书上说：‘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谷阝索殳，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错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今年正月出现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丁宁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的福。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意见。”书奏上，多被采纳。帝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郑兴答道：“臣下不懂德谶。”皇上怒道：“卿不为谶，你能说谶不对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哩。”皇上的意思才缓解下来。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所以不得重用。

　　九年(33)，皇帝派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率领他的营部，便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上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不久，侍御史奏郑兴奉使私买奴婢，于是降职做莲勺令。这时正是丧乱以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礼教来教化百姓，后来因事免职。郑兴好古学，尤其对《左氏》、周官》有研究，长于历算，从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谈《左氏》的多半以郑兴为祖。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所以有郑、贾之学的说法。郑兴离开莲勺以后，不再做官。曾经客授阌乡，三公几次请他都不肯出来，死在家中。

　　◆范升传，范升，宇辩卿，代郡人。少年时死了父亲，靠外家生活。九岁时读了《论语》、《孝经》，年长时，学习《梁丘易》、《老子》，并教授后生学习。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议曹史。当时王莽连续征兵，赋税繁多，范升于是向王邑提意见道“：我听说做儿子的别人不非议其父母算作孝，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议其君上算作忠。现在众人都称朝圣，都说皇上公明。所谓明者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圣者没有听不见的东西。现在天下的事情，明明胜过日月，震震胜于雷庭，而朝廷上看不见，公也说听不见，那么老百姓怎能呼天？您以为对的而不讲，那么过失还小；明知道错了而跟着干，那么过就大了。两者对于公无可避免，天下埋怨您是应该的。朝廷把远处人民不服从为忧虑，我认为近处人民不喜悦算是重忧。现在行动与时令乖戾，事情与道理相违，好比车子在覆车的道上狂奔，在事败之后去探汤，后出更加可怪，晚发更可怕哩。现在正是岁首，而动员百姓远征，野草不能充饥，田荒无人耕种，谷价飞涨，每斛涨至数千，官吏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不是国家的人。这样下去，就像让胡、貊之人守关，青州、徐州的强盗就近在帷帐之内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悬之忧，免去百姓的焦虑，不可用书信传递，希望皇上引见，陈述我的想法。”王邑虽然认为范升的话有理，但始终不用它。范升称病请求退休，王邑不听，派他乘传出使上党。范升就与汉兵相会，于是留下来没回去。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封为议郎，升为博士。范升上疏推辞道“：臣和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学过《梁丘易》。他们二人年纪老了，对经学很有研究，而臣没有及时退休，现在与梁恭并立，深知吕羌有学问，又不能进，对二老深感惭愧，没脸面见世人。读了书不能实行，知道而不能说，不能开口以为人师，愿推掉博士让给梁恭吕羌。”皇上不同意，但从此更重视他，数次下诏引见，每有大事，常召见访问。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皇上下诏让大家讨论。四年(28)正月，朝见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发表意见。”范升起立答道“：《左氏》不以孔子为祖，而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又不是先帝所存，没有因由可立博士。”于是和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到了中午才罢。范升退朝后又奏道“：臣下听说人主不稽考古史，不能承受天命；臣子不述旧闻，不能侍奉国君。陛下同情经学有缺，劳心经艺，总想广征意见，所以异端都起来了。近来有司请设《京氏易》博士，下面执事们没有谁能有根据地纠正。《京氏易》既立了，《费氏易》又在怨望，《左氏春秋》也希望设立。《京》、《费》已立，再就是《高氏》了，《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果《左氏》、《费氏》能设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都要求设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听从了就失去正道，不听从就失去人，将恐陛下必然听得厌烦。

　　孔子说‘：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博学各家而简约之，可以不违背正道了)学了不约，一定会叛道。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说是知教，颜渊可说是善学了。《老子》说：‘学道日损。’损，就是约的意思。又说：‘绝学无忧。’绝，指末学。现在《费》、《左》二学，没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对这便有坏疑，所以《京氏》虽立，马上又被废掉。疑道不可遵循，疑事不可实行。《诗书》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到了五十岁，才从卫国回到鲁国，校正《雅》、《颂》。现在陛下草创天下，纪纲尚未定立，虽设学官，没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氏》、《费氏》，不是当务之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研究邪说异端，一定有害处)古书说‘：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用来表示回到根本，也表明不专己。天下之事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根本不一致哩。《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说‘：正其本，万事理。’《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谨奏《左氏》的错失共十四件事。”当时提出疑难的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范氏又上书说太史公违背《五经》，歪曲孔子的话，以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书把他的意见下交给博士讨论。后来范升被出妻所告，坐了牢，出狱后，回到乡里。永平年间，做聊城令，因事免职，死在家中。

　　◆陈元传，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师侍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王莽曾经从陈钦受《左氏》学，封陈钦为蕌难将军。陈元少时传父亲的学业，为《左氏》作注解，集中精力思考，甚至不与乡里往来。

　　因父亲的职务而为郎。

　　建武初年(25)，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被当时学者认为正宗。当时有人倡议想立《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末，不该立。陈元听了，就上朝奏疏道：“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感经艺谬误错杂，真伪难分，每临朝日，常请群臣议论圣道。知道左丘明是极贤的人，亲受孔子教育，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所以下诏立《左氏》，广泛征询意见，表示不专用己意，尽之群下。现在论者沉溺于自己所习的学问，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认为不是亲见实事之道。《左氏》个人钻研，少与别人通气，于是被异家掩盖。最好的音乐不合众人听觉，所以伯牙绝弦；最好的宝石不被众人认知，所以卞和泣血。孔子圣人之德，而不容于当世。何况是竹帛余文，被雷同者所排斥，本是当然的啊！不是陛下至明，谁能觉察出来。“臣见过范升博士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博士，和他列举太史公违戾共四十五件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都是断截小文，吹毛求疵，因年数稍有出入，就指为大错误；遗漏一些小节，认为便是大缺失，挑剔毛病，掩盖弘美，正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的意思。范升他们又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认为如果先帝所行而后主必须照办的话，那么盘庚不应迁到殷都去，周公也不应营洛阳，陛下也不应都山东了。

　　过去，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书叫太子受《公羊》，不得受《公梁》。孝宣皇帝在世时，听说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等到即位，在石渠讨论《五经》而《谷梁》之学兴起，至今与《公羊》学并存。这就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互相因袭哩。孔子说‘：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眼睛明的人有独见，不被朱紫所迷惑，会听者有独闻，不被清浊所混乱，所以离朱不被巧眩移目，师旷不被新声易耳。现在干戈初停，战事略止，留心圣经贤传，考虑儒雅之学，采取孔子拜下的意思，卒渊圣人独见的宗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学派，解释先圣的积结，淘汰学者的困惑，使基业垂于万代，后进不再狐疑，那么天下就幸甚了。“臣元愚昧，曾经向老师学过。如果能以粗布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的正道，理丘明的宿冤；如果言辞不合经传，事情不合古人，退下来甘受重刑，即使死了，也等于活着。”书奏上去，皇上批示交下边议论，范升又与陈元辩论起来，共十多次。皇上最后立了《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第一。帝认为陈元刚参加争论，就用他作司录李封的从事，于是诸儒因《左氏》之立，议论纷纷，自公卿以下，几次在廷争论。正逢李封病死，《左氏》之学又废止了。陈元因才高著名，提升到司空李通府。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应叫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情下达三府。陈元上疏道“：臣听说以臣为师的能为帝，以臣为宾者能称霸。所以武王用太公为师，齐桓公用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总己听于冢宰。’

　　近代汉高帝有优待相国之礼，太宗(孝文帝)从丞相手中救出邓通叫做‘假权’，到了王莽篡位，汉室中衰，专操国柄，窃得天下，专凭己意，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害宰相之威，以揭发别人为明，攻人之短为直。以至陪仆控告其君长，子弟违背其父兄，网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而不能阻止董忠的反叛，本身被杀害。所以人君患在自己骄傲，不患有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因此文王有日昊吃饭之劳，周公有吐饣甫握发之恭，没听说有什么提倡揭发，加强督察的作法。当前四方还不平靖，天下不够统一，百姓都在观望，耳目张得大大的。陛下应修文武的圣典，继承祖宗的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但不应使有司监察公辅之名。”皇帝听从了，把他的建议发下去。李通罢官后，陈元又提拔到司徒欧阳歙府，几次陈述当世事务，郊庙之礼，皇帝不能采用。因病离职，年老，死在家中。

　　◆贾逵传，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做过梁王的老师。曾祖父贾光，做过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吏二千石，从洛阳迁去。父亲贾徽，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还学习《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完全继承父亲的学业，二十岁时能读《左氏传》和《五经》本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虽然是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学说。从儿童时起，就常在太学，不了解外面的事务。

　　贾逵身长八尺二寸，一些儒生取笑他说：“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思是说贾逵个头很高，但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喜欢问这问那。他性格快活，平易，很聪明，喜思考，与众不同，很大方。他特别对《左氏传》、《国语》有研究，写有这两部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皇帝。显宗很重视，令人将它抄写一份藏在秘馆里面。当时有神雀飞到宫殿官府，头上羽毛有五彩之色，皇帝很觉奇怪，问临邑侯刘复是什么原故，刘复答不上来，推荐贾逵说他知识很渊博，皇帝于是召见贾逵，问他是什么原故，贾逵答道：“从前周武王完成父亲的基业，凤凰出现在岐山，汉宣帝威信很高，戎狄归顺，神雀也连续出现过，这是胡人将降顺的预兆哩。”皇帝命令兰台史官拿出笔札，叫贾逵写一篇《神雀赋》，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一道任校秘书，留在皇帝身边备咨询。肃宗即位，推崇儒家学术，特别喜欢《古文尚书》、《左氏传》。

　　建初元年(76)，诏进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赞赏贾逵的讲法，要他发挥《左氏传》的大义比公羊、谷梁二传见长的地方。贾逵于是逐条奏明道：“臣谨挑选出《左氏传》三十事特别著名的地方，都是宣扬君为臣纲的正义，父为子纲的道理。其余十分之七八与《公羊传》相同，有的文字简略，小有差异，无伤大体。至如写到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等人，《左氏》深刻发挥君臣的大义，《公羊》多认为是通权达变，这就相差很确定，但是冤抑太久，不能分清是非。“臣在永平年间曾经上书谈到《左氏传》中某些与图谶相合的地方，先帝没有遗弃刍荛之言，采纳了臣的话，由臣写出详细的讲解，藏在秘书处。

　　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立《左氏传》，但他不先摆出大义，而轻易地交给太常，自以为理由充足，能够挫败那些儒生，可儒生们内心不服，联合起来抵制。孝哀皇帝又迎合众人心理，所以刘歆做河内太守。从此大家攻击《左氏》，成为众矢之的。到了光武皇帝，有独特的见地，兴立《左氏》、《谷梁》两家，恰巧两家先师不通晓图谶之学，所以半途而废了。臣下认为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书籍，要害在于安上理民。现在《左氏》推崇君父之道，卑视臣子，这是强干弱枝，劝痒戒恶，道理极为明白切当，直接顺理成章。况且三代时不同事物，随时有所增减，所在先帝广泛观察各种学说，采取各家之长。例如《易经》有了施、孟两家，又立梁丘氏；《尚书》有了欧阳一家，又有大小夏侯，现在三传各不相同，也是这个道理。又《五经》各家都不能用图谶来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代，而《左氏》独有明文能够说明。《五经》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但《左氏》却以为少昊代替黄帝，就是图谶所讲的帝宣。如果尧不得为火，那么汉就不得为赤，它所发明的见解，很能补充一些道理。“陛下通晓天然的聪明，建大圣的根本，更改年号，修正历法，为万代做出典范，因此，麟凤百数呈说，好兆头多次出现，陛下仍然早晚勤勉，钻研《六艺》，对细微之处，也无不审理核实。如果再留心一些废弃的学问，增广一些见闻，那就没有什么遗失的了’。”书奏上去，皇帝十分嘉奖，赏赐布五百匹，衣一套，命令贾逵自己挑选《公羊》学派的严、颜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以《左氏传》作教材，给予竹简和纸写的经传各一通。贾逵的母亲经常有病，皇帝想加赐一些财物，因为校书例多，特地拿了钱二十万，派颍阳侯马防送去。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他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再穷困就会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那样做饿鬼了。”贾逵多次给皇帝讲《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诂训相呼应，皇帝下诏书命他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贾逵集中写了三卷，帝认为很好。又叫他写《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提升贾逵作卫士令。

　　八年(96)，下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便流行于世。都封贾逵所选弟子和门生作千乘王国郎，早晚在黄门署学习，学者都很羡慕。和帝即位，

　　永元三年(91)，任命贾逵作左中郎将。

　　八年(96)，又作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管秘书近署，很被信用。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多万字，又作诗、谏、书、连珠、酒令共九篇。学者很崇拜他，后代称他为通儒。但是他为人不大注意小节，当代对此有些讥讽，所以没有做成大官。

　　永元十三年(101)死去，时年七十二岁。朝廷怜悯他，封他两个儿子作太子舍人。

　　◆张霸传，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龄很小就知道孝顺和谦让，即使出入饮食，自然合乎礼节，乡里人称他叫“张曾子”。七岁时就通晓《春秋》，又想进修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不能学那么多”，张霸说“我饶(益)为之”，所以又取名叫“饶”。后来跟长水校尉樊鲦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博览《五经》。当时青年人孙林、刘固、段著等羡慕他，各人在张霸住室旁边买房子住下，以便向张学习。张霸被推举为孝廉光禄勋之主事，不久又有升迁，永元年间做了会稽太守，上表录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顾奉后来做了颍川太守，公孙松做了司隶校尉，都很著名。其余有专业特长的，都被提拔录用。郡中人从此都争相磨砺志节，学习经书的上千数人，道路上都听见诵读声。起初，张霸认为樊鲦删改《严氏春秋》还有许多繁辞，于是他又减定为二十万字，改名《张氏学》。张霸开始到越，贼人尚未解除，郡界不安宁，于是张霸便发布公文悬赏，明用信实，贼人就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说：“弃我卓戈，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张视事三年，对椽史说：“太守从孤儿出身，做到了郡守。大凡太阳正中就倾斜，月亮满后就亏损。老子有句话：‘知足不辱’。”于是上书请病假。后来又被征用，四次升迁做到侍中。这时皇后之兄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贵盛，听到张霸的名气，想与他交朋友，张霸犹豫不作回答，众人笑他不识时务。后来到了应当休养时，恰巧生病而死，年七十。临终前写遗书给儿子们道“：从前延州季子出使齐国，儿子死在赢、博之间，就在坎坷的路侧，埋葬在那里。现在蜀道阻远，不宜运归乡里，可埋在此处，够掩埋头发牙齿就够了。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体现我的心愿。人生一世，应当受别人畏敬，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简直自作自受。”儿子们遵照父命，将他葬于河南梁县，就在那里安了家。将作大匠翟酉甫等与诸儒门人追录他的生平行事，谥曰“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