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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二十四

　　◎礼二(吉礼二)

　　郊祀 郊祀配位 郊祀仪注 祈谷 大雩 大飨 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艹貍｝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理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郊祀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陈设。祭之日，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太常卿赞曰：“前期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曰：“神明在上，整肃威仪。”升自午陛。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赞礼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初献礼。皇帝诣爵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圭。诣酒尊年，搢圭，执爵，受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出圭。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祝官捧祝跪读讫，皇帝俯伏，兴，再拜，复位。亚献，酌醴齐，乐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酌盎齐，乐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并同初献，但不用祝。赞礼唱饮福受胙，皇帝升坛，至饮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进，皇帝受胙，以授执事者，出圭，俯伏，兴，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彻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读祝官奉祝，奉币官奉币，掌祭官取馔及爵酒，各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解严。

　　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仪并同。惟迎神后瘗毛血，祭毕，奉牲帛祝馔而埋之，与郊天异。其冬，奉仁祖配天于南郊，仪同元年。其奠玉帛、进俎、三献，皆先诣上帝前，次诣仁祖神位前，行礼亦如之，惟不用玉。四年定，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遍告百神，后诣各祠庙行香三日。次日，驾诣仁祖庙，告请配享。礼毕，还斋宫。七年，去中严、外办及赞唱上香之缛节，定十二拜礼。十年，改合祀之制，奠玉帛、进俎、三献，俱先诣上帝神位前，次皇地祇，次仁祖，馀悉仍旧仪。

　　嘉靖八年，罢各庙焚香礼。九年，复分祀之制，礼部上大祀圆丘仪注：前期十日，太常寺题请视牲。次请命大臣三员看牲，四员分献。前期五日，锦衣卫备随朝驾，帝诣牺牲所视牲。其前一日，常服告于庙。前期四日，御奉天殿，太常寺进铜人如常仪。太常博士请太祖祝版于文华殿，候帝亲填御名捧出。前期三日，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诣太庙，请太祖配。帝还易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受誓戒。前期二日，太常光禄卿奏省牲，帝至奉天殿亲填祝版。前期一日免朝，锦衣卫备法驾，设版舆于奉天门。常服告庙，乘舆诣南郊，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舆。礼部太常官导由左门入，至内壝。太常卿导至圜丘，恭视坛位，次至神库视笾豆，至神厨视牲毕，仍由左门出，升舆，至斋宫。分献陪祀官叩首，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请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祭之日，三鼓，帝自斋宫乘舆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舆至神路东大次。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讫，退。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以候。帝具祭服出，导引官导由左灵星门入内。赞对引官导行至内壝，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帝至御拜位，自燔柴、迎神至礼毕，其仪悉如旧。至大次易服，礼部太常官奉神位安于皇穹宇。还斋宫，少憩。驾还，诣庙参拜毕。回宫。诏如拟。

　　明年，定方泽仪：先期一日，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礼部太常官同请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祀毕，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还庙寝。馀皆如圜丘仪。

　　是年十月，帝将郊祀，谕礼部尚书夏言欲亲行奉安礼。言乃拟仪注以闻：先期择捧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祝文，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前一日行告庙礼，设神舆香案于奉天殿，神案二于泰神殿，神案二于东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设大次于圜丘左门外。是日质明，帝常服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主，各奉安舆中，至圜丘泰神殿门外。帝乘辂至昭亨门，礼官导至泰神殿丹墀。执事官就神舆捧神主升石座，奉安于龛中。帝乃诣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礼毕，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还宫。帝从之，而命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合礼部堂上官四员。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陟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制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坛。次日，祀社稷坛。冠服浅色，卤簿不陈，驰道不除，皆不设配，不奏乐。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言：“按《左传》‘龙见而雩’。盖巳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为百谷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谓：‘天子于郊天之外，别为坛以祈雨者也。后世此礼不传，遇有旱，辄假异端之人为祈祷之事，不务以诚意感格，而以法术劫制，诬亦甚矣。’浚意欲于郊傍择地为雩坛，孟夏后行礼。臣以为孟春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昜时若，则大雩之祭，可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陛下躬行祷祝。”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为制一成，岁旱则祷，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歌之。盖《云门》者，帝尧之乐，《周官》以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且请增鼓吹数番，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仪，视祈谷礼。又言：“大雩乃祀天祷雨之祭。凡遇亢旱，则礼部于春末请行之。”帝从其议。十七年，躬祷于坛，青服。用一牛，熟荐。

　　大飨礼

　　明初无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视夏、殷加详焉。盖圣王事天，如子事父，体尊而情亲。故制为一岁享祀之礼，冬至圜丘，孟春祈谷，孟夏雩坛，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今日创制，古法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西，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至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时也。汉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宋钱公辅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当时司马光、孙抃诸臣执辨于朝，程、朱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今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说而已。若以功德论，则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若以亲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当配以献皇帝。至称宗之说，则臣等不敢妄议。

　　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画一之说。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再会议以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则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朱熹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熹曰：“只当以文王为配。”又曰：“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惑乱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今南、北两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亲亲之义始备。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并盛，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今两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我朝之典礼始备。

　　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先议配帝之礼，言：“考季秋成物之指，严父配天之文，宜奉献皇帝配帝侑食。”因请奉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谷。帝从献皇配帝之请，而却文皇议不行。已复以称宗之礼，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言：“《礼》称：‘祖有功，宗有德。’释者曰：‘祖，始也。宗，尊也。’《汉书注》曰：‘祖之称始，始受命也。宗之称尊，有德可尊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肃注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之说也。古者天子七庙。刘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宗不在数中，宗变也。’朱熹亦以歆之说为然。陈氏《礼书》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数者，礼也。祖功宗德，而无定法者，义也。’此宗无数之说，礼以义起者。今援据古义，推缘人情，皇考至德昭闻，密佑穹旻，宗以其德可。圣子神孙，传授无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宗以其世亦可。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祔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祔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号曰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殿在宫右乾隅，旧名钦安殿。礼成，礼部请帝升殿，百官表贺，如郊祀庆成仪。帝以大享初举，命赐宴群臣于谨身殿。已而以足疾不御殿，命群臣勿行贺礼。礼官以表闻，并罢宴，令光禄寺分给。

　　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礼典，与郊祀并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于玄极宝殿，朕诚未尽。南郊旧殿，原为大祀所，昨岁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谷。明年，礼部尚书费寀以大享殿工将竣，请帝定殿门名，门曰大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仍于玄极宝殿，遣官行礼以为常。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享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为钦安殿。

　　令节拜天

　　嘉靖初，沿先朝旧仪，每日宫中行拜天礼。后以为渎，罢之。遇正旦、冬至、圣诞节，于奉天殿丹陛上行礼。既定郊祀，遂罢冬至之礼。惟正旦、圣诞节行礼于玄极宝殿。隆庆元年正旦，命宫中拜天，不用在外执事，祭品亦不取供于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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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志·卷二十四译文

作者：佚名

　　洪武元年，中书省大臣李善长等人奉敕命撰写进献《郊祀议》，大概说：做帝王的侍奉上天明鉴，侍奉大地明察，因而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就是顺应阴阳的意思。

　　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在北郊的方泽祭地，就是顺应阴阳的方位。

　　《周礼，大司乐》中说：“冬至日，礼祭天神，夏至日，祭祀地祇。”《礼》说：“茌郊外祭祀上帝，在都城祭祀社神。”又说：“郊祀是用来明示天道，社祀是用来明示地道。”《书》说：“敢请明白告示皇天后土。”考察古代有时称为地只，有时称为后土，有时称为社，都是祭祀地，则都是相对于天而言。

　　这是三代的正礼，是解释经典的正确说法。

　　从秦开始建立四时，用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

　　汉高祖又增加北时，同时祭祀黑帝。

　　到武帝有雍地的五时，以及渭水北岸的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庙，但对昊天上帝的祭祀还不曾举行。

　　魏、晋以后，推崇郑玄的人，主张上天有六个名称，每年有九次祭祀。

　　推崇王肃的人，认为天体是一个整体，怎么会分为六个？每年两次祭祀，怎么会有九次？虽然承继变革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是参照了这两家的说法。

　　从汉武帝开始采纳祠官宽舒的建议，在汾阴雎上建立后土祠庙，如同祭天一样举行祭礼。

　　后代就在北郊之外。

　　仍祭祀后土。

　　又因为郑玄被《纬书》迷惑，说夏至日在方丘之上祭祀昆仑之只，七月在祭祀地祇的泰折祭坛祭祀神州的地只，分为两次。

　　后代又沿袭为每年祭祀两次。

　　元始年间，王莽奏请废除甘泉泰时，恢复长安南北郊的祭坛。

　　在正月上辛日或丁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

　　从汉到唐，千余年间，都沿袭共同祭祀。

　　亲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个皇帝而已。

　　宋朝元丰年间，议定罢除合祭的仪式。

　　绍圣、政和年间，有时分祭、有时合祭。

　　高宗南渡以后，只举行合祭的礼仪。

　　元成宗开始共同祭祀天地五方之帝，不久建立南郊，专门祭祀上天。

　　泰定年间，又合祭。

　　文宗至顺以后，只祭祀昊天上帝。

　　而今应当遵从古代礼制，在南北郊分祭天地。

　　冬至日则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陪从祭祀。

　　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渍陪从祭祀。

　　太祖按照他们的提议实行。

　　在钟山的南面建立圜丘，在钟山的北面建立方丘。

　　三年，在圜丘增加祭祀风云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的神只。

　　七年，在南北郊增设天下神只坛。

　　九年，规定郊社祭祀的礼仪，即使有三年的丧期，也不废弃。

　　十年秋，太祖斋居时因阴雨天气而有所触动，阅读京房灾异的学说，说分别祭祀天地心中不安，命在南郊建造大祀殿。

　　这年冬至日，因为大殿尚未建成，就在奉天殿共同祭祀，皇帝亲自撰写祝祷文，大意说君王侍奉天地犹如侍奉自己的父母，不应当分作两处。

　　于是规定每年正月共同祭祀，作为固定制度。

　　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亲自撰写《大祀文》和歌九章n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建成，规模样式如同南塞。

　　童京的旧郊祀坛，国家如果有大事，就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塞靖九年，世宗制定《明伦大典》以后，更深思建立礼制的事，对郊庙供奉的众多神只，都想要斟酌古代的礼法，清理订正从前的礼制。

　　于是问大学士张璁：“《尚书》中说焚烧木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因形体主宰的不同而言。

　　朱子说，在祭坛祭祀称为天，在房屋下祭祀称为帝。

　　而今大祀有宫殿，是在房屋下面祭祀帝而已，没有看见有祭天的礼仪。

　　况且上帝和皇地只在一起共同祭祀，也不是专门祭祀上帝。”张璁说：“开国初期遵从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共同祭祀。

　　说礼的人认为，大祀殿下面是祭坛，上面是房屋，房屋就是明堂，祭坛就是圜丘，众多圣贤相传继承，也是孔子遵从《周礼》的意思。”皇帝又训谕张璁说：“夏至、冬至两个至日分开祭祀，是万代不变的礼仪。

　　而今大祀殿模拟周代的明堂或者还接近，认焉造就是圜丘，其实毫无道理。”张璁就详细述说《周礼》以及宋代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议论的分合异同的话来回答。

　　并且说祖宗制度已经制定，不敢轻易议论。

　　皇帝执意想要复位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

　　于是询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备陈述了所有礼制的沿革来回答。

　　又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稍等待，广泛征选儒臣，商议恢复古代礼制。

　　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议论将停息。

　　恰逢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皇后躬亲蚕事的典礼。

　　皇帝因为古代天子在南郊举行躬亲耕种的典礼，皇后在北郊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刚好与先前所讨论的郊祀礼密切相关，因此令张璁告诉夏言上奏郊祀的意见。

　　于是夏言上疏说：“国家共同祭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的共同配祀，各坛的从祀，举行典礼不是在夏至日而是在初春，都不符合古代典章。

　　应当令群臣广泛考察《诗》、《书》、《礼经》所记载的有关郊祀的文字，以及汉、宋诸儒士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以及太祖开国初期分别祭祀的旧制，由皇上下旨裁定。

　　这是中兴的大功业。”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人谴责夏言的说法不对，皇帝狠狠地责备了他们。

　　于是敕命礼部令群臣各抒己见。

　　并且说：“王汝梅等人举出《召诰》当中说郊祀用两头牛，认为已经明白显示是共同祭祀天地。

　　用两头牛，是一个上帝，一个配位，不是天地各享一头牛。

　　又有人认为天地共同祭祀是因为人子事奉父母的道理，比拟为夫妇共同享用祭牲。

　　这些言论，亵渎轻慢太严重。

　　又有人说郊祀就是祭天，祭祀社稷就是祭地。

　　古代没有北郊祭祀，社祭是祭祀五方土地的地只，如同说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礼》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的祭祀地祇。”张璁因此记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

　　当时詹事霍韬十分反对郊祀的议论，并且说分别祭祀的说法，只见于《周礼》，王莽贼子伪造经典，不足以引为根据。

　　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记载得尤为详细。

　　《大宗伯》记载祭祀天神，就有里祀、实柴、杠燎的礼仪，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诟辜的礼仪。

　　《大司乐≥记载冬至日，陆地上圜丘的制度，称为礼祀天神；夏至日，水泽中方丘的制度，称为礼祭地只。

　　对天地分开祭祀，已经有久远的来历了。

　　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祀丘祀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则。”而今众人议论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说法其实是从王莽开始的，漠以前都主张分祭，并且汉以后也间或有分祭。

　　宋代元丰年间第一次议论，元佑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问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共同祭祀，而最终不能再改变，是因为郊祀的开销，每每用尽国库的储备，因此就节约减省一些而已，并不曾因为分祭不合乎礼仪。

　　而今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惧怕。

　　然而他们只知道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制，是不能更改的，却不知道分祭本来就是太祖的最初礼制，是可以恢复的。

　　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能够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就是太祖的著作，是应当遵守的。

　　况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按照礼仪中正确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从祖训，并没有别的道路。

　　《周礼》一书，朱子认为是周公辅佐盛王而作，为后代作榜样，用意最为深刻切实，怎么可以诬枉为是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共同祭祀以后配祀地，事实是从王莽开始的。

　　王莽既然伪造了这部书，为何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说呢？于是礼部总结了群臣对郊礼的议论，上奏说：“主张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铉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而以慎重对待既成制度及时不可为言的，是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而以山川坛焉方丘的，是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共同祭祀而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是尚书方献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众人的议论。

　　分别祭祀约道理，合乎古代的礼仪，但祭坛的建造，工程浩大。

　　《礼》中说，在房屋中祭祀称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宇中受祭。

　　应该仍旧在大丰堑璧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用来专门祭祀皇地祇。

　　既没有开工建造祭坛的劳役耗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谕令应当遵从皇祖的旧制，在祭坛上露天祭祀，分为南北郊，在两个至日举行祭祀礼。

　　夏言就上奏说：“南郊共同祭祀，沿袭已久，朱子所说的一千五六百年来无人整理。

　　而陛下独自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真可以说得上建立了经天纬地的功业而不会违背了。”不久命户、礼、工三部，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风水选择地址。

　　南天门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说旧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袭用。

　　礼部大臣想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说：“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应当在地势高而宽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对天地神灵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应当清净隐蔽，以便尽到祭祀的诚意。

　　两次祭祀时间意义不同，那么殿坛之间的距离，也应当有所区别。

　　请求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势高峻，可以和大祀殿等高。”制命说“可以”。

　　于是修筑圜丘，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确定下来了。

　　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旧图考》进献。

　　旧礼，是太祖制定的。

　　新礼，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

　　有关部门商议配祀的事情。

　　太祖谦让不允许，亲自写下祭文告祭太庙说：“历代据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配祀上天。

　　惟独臣不敢，是因为功业尚未完成，朝政国事尚有阙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东南部有声响，雷火焚烧了船只击毁了殿吻，我朝夕谨慎警惕，惟恐没有什么来接续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轻易供奉配祀。

　　只是祖先出神灵与上天相通，上帝如果问起，祈望把臣的所作所马上奏上帝面前，善恶都不要隐瞒。

　　等到南郊竣工，臣率领百官恭敬拜谒宗庙，祭告成功的大礼，以便共享上帝的赐福。”第二年夏至日将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请求配祀。

　　太祖坚决不答应。

　　一再请求。

　　纔说：“等到庆阳平定，再商议。”八月，庆阳平定。

　　十一月冬至日，群臣又坚决请求。

　　于是在圜丘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祀上天。

　　第二年，祭祀方丘，也照此办理。

　　建文元年改为奉太祖配祀。

　　洪熙元年，救命说：“太祖受命于上天，兴起创建帝业。

　　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次奠定天下。

　　圣德神功，都可以配祀天地。

　　《易》说，‘殷奉享上帝，以配祀祖考’。

　　朕崇敬祖考，永远一心一意。

　　正月十五日大祀天神地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于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庙及灵座，请太祖、太宗共同配祀。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太祖、太宗一并配祀，父子同列，察考经书旨意，不能说没有疑问。

　　臣认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祀上天，太祖足以当之。

　　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祀上帝，太宗足以当之。”礼部大臣会集商议，认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宜轻易改动。

　　皇帝降下敕谕，希望在两个至日奉太祖配祀南、北郊，正月初一在大祀殿奉太宗配祀上帝。

　　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别配祀，在礼法上不妥当，并且抄录了仁宗撰写的敕谕和告庙文进献。

　　皇帝又命在东阁会集商议，都认为：“太庙的祭祀，众先圣按昭穆次序相向排列，没有并列的嫌疑。

　　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总之都是上天，那么配享上天的祖先，不宜阙失一个。

　　臣等私下认为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当二祖共同配祀。”皇帝最终因为并配不符合礼法，谕令内阁大臣商讨。

　　张璁等人说：“《礼》说：‘有就要进行，没有人敢废除。

　　’所有祭祀都是这样，何况祖宗配祀的大典呢？而且古代郊祀与明堂不在同一个地方，因而可以分别配祀。

　　而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日行报礼而太宗不参与，孟春行祈礼而太祖不参与，心中确实有所不安。”皇帝又回复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

　　天只有一个天，祖先也祇有一个祖先。

　　因而大报上天的祭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祀。

　　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可以配祀上天吗？然而开辟天下基业，本来是从高皇帝开始的。

　　如同周的王业，实际是由武王完成的，但配祀上天只以后稷，，配祀上帝只以文王，当时并未听说争辩功德。”因而下令停止议论。

　　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商、周的郊祀，只配祀一个祖先。

　　后儒穿凿附会，把郊、丘一分为二，又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的义理。

　　以致唐、宋变乱古法，纔有二祖并享，三帝并配的事情。

　　祈望按皇上心意判定，依从此前的敕旨。”皇帝回复说：“礼部大臣此前引证太庙中没有同堂共列的嫌疑。

　　其实祭祀上帝和祭享祖先不同，这说法不妥当。”仍旧命进一步商议。

　　于是礼部大臣又上奏：“南北郊虽然是祖制，寅际是今天的新创举。

　　请求依照圣上谕令，都供奉太祖单独配祀。

　　至于大祀殿则是太祖创建的，而今反而不能在那里得到配享，恐怕太宗不安，应当仍旧奉二祖共同配祀。”于是按照拟定的建议实行。

　　洪武元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在这之前，皇帝实行散斋四日，致斋三日。

　　祭祀前两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视察祭牲祭器。

　　第二天，官吏陈列摆放好。

　　祭祀当天，清晨车驾到达祭祀时休息的大帐篷，太常卿奏请中庭戒严，皇帝穿戴衮服冠冕。

　　奏请警卫宫禁，皇帝进入就位。

　　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

　　赞礼宣唱燔柴，郊社下令点火升烟，在燎坛燔烤整头牛犊。

　　赞礼宣唱请行礼，太常卿奏谙主管官吏妥善准备，奏请进行祭祀。

　　皇帝行再拜礼，皇太子及在位官员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进献玉帛，皇帝到盥洗位。

　　太常卿赞唱道：“在此之前斋戒，此时奉祭，加倍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插上玉圭，洗手，擦手。

　　拿出玉圭，登坛。

　　太常卿赞唱道：“神明在上，仪容庄严肃穆。”从正南陛登坛，协律郎举麾奏《肃和之曲》。

　　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插上玉圭，三次上香，祭奠玉帛，拿出玉圭，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到神位前，插上玉圭，备置祭牲，拿出玉圭，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举行初献礼。

　　皇帝到爵洗位，插上玉圭，洗涤酒爵，擦干，把酒爵交给执事官员，拿出玉圭。

　　到酒尊放置的地方，插上玉圭，拿起酒爵，接受泛齐，把酒爵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

　　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到神位前下跪，插上玉圭，上香，祭酒，奠爵，拿出玉圭。

　　读祝官捧祝祷文跪着朗读完毕，皇帝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亚献，酌醴齐，音乐演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终献，酌盎齐，音乐演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仪程与初献相同，但不用读祝文。

　　赞礼宣唱饮福酒受胙肉，皇帝登坛，至饮福酒位置，行再拜礼，跪下，插上玉圭。

　　奉爵官斟上祭神后的福酒跪着进献，太常卿赞唱道：“只有这酒肉，是神的恩赐，赐给你福禄吉祥，天下同沾恩泽。”皇帝接受酒爵，祭酒，饮福酒，把酒爵放在土台上。

　　奉胙官捧祭肉跪着进献，皇帝接受祭肉，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撤除俎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执掌祭祀的官员撤除俎豆。

　　赞礼宣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又行再拜礼，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祝官捧祝，奉币官捧币，执掌祭祀官取仆食及爵酒，各自前往燎祭之所。

　　宣唱望祭与燎祭，皇帝到达望燎位。

　　燎至一半，太常卿奏请礼毕，皇帝回到休息的大篷，解除戒严。

　　洪武二年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仪程相同。

　　祇是在迎神后痉埋毛血，祭祀完毕，奉祭牲祭帛祝文仆食掩埋，与祭天有所不同。

　　那年冬天，在南郊供奉仁祖配祀上天，仪程如同洪武元年。

　　奠玉帛、进奉祭牲、三献，都是先到上帝神位前，再到仁祖神位前，衍礼也是这样，只是不用玉。

　　洪武四年规定，祭祀前六天，百官沐浴后留宿官署。

　　第二天，穿上朝服前往奉天殿丹墀下，接受誓戒。

　　丞相把祭祀日期遍告百神，又前往各祠庙进香三天。

　　再过一天，御驾前往仁祖庙，告请配享。

　　行礼完毕，回到斋宫。

　　洪武七年，废除中庭戒严、警卫宫禁及赞唱上香的繁琐礼节，定为十二拜礼。

　　十年，改变为共同祭祀的制度，祭奠玉帛，进献祭牲、三献，都先到上帝神位前，其次到皇地只神位，再次到仁祖神位，其余都遵照旧仪程。

　　嘉靖八年，废除各庙焚香礼。

　　九年，恢复分别祭祀的制度，礼部进献大祀圜丘仪程。

　　祭期前十天，太常寺奏请视察祭牲。

　　然后奏请命大臣三位看守祭牲，大臣四位分献祭品。

　　祭期前五天，锦衣卫准备跟随朝驾，皇帝前往看养牺牲的地方视察祭牲。

　　此前一天，穿日常衣冠在太庙告祭。

　　祭期前四天，驾临奉天殿，太常寺按常规进献铜人。

　　太常博士到文华殿请太祖祝版，等候皇帝亲自填写御名捧出。

　　祭期前三天，皇帝穿祭服，送脯醢酒果前往太庙，恭请太祖配祀。

　　皇帝回来换去衣冠，驾临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誓戒。

　　祭期前两天，太常光禄卿奏请视察祭牲，皇帝到奉天殿亲自填写祝版。

　　祭期前一天罢朝，锦衣卫预备法驾，在奉天门设版舆。

　　皇帝穿日常衣冠告祭太庙，乘车舆前往南郊，从西天门进入，到昭亨门外下车。

　　礼部太常官引导从左门进入，到称作内堰的内矮墙。

　　太常卿引导到圜丘，恭视祭坛神位，再到神库视察篷豆祭器，到神厨视察祭牲完毕，仍从左门出，上车到斋宫。

　　分献陪祀官叩头觐见。

　　礼部太常官前往皇穹宇，请求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当天，三鼓时分，皇帝从斋宫乘车到称作外蜡的外矮墙神路的西面，下车到神路东面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完毕，退下。

　　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两侧等候。

　　皇帝穿祭服出来，导引官引导从左灵星门入内。

　　赞对引官引导前衍到内堪，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自办自己职责内的事。

　　皇帝到御拜位，从燔柴、迎神到礼毕，仪程完全照旧。

　　到休息的大帐篷换下衣冠，礼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放在皇穹宇。

　　回到斋宫，稍作休息。

　　起驾回宫，前往太庙参拜完毕，回宫。

　　下诏如同拟定的仪程进行。

　　第二年，规定方泽祭祀仪程。

　　祭期前一天，太常卿恭请太祖配位，供奉安放在皇祇室。

　　到日期，礼部太常官一同请求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位牌、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完毕，太常捧神版、神牌安放在皇只室，捧神位牌回到太庙。

　　其余都如同圜丘仪程。

　　这年十月，皇帝将要举行郊祀礼，谕令礼部尚书夏言想要亲自举行奉安礼。

　　夏言就草拟了仪程上奏。

　　祭期之前挑选捧神位牌的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陪殿大臣两员，撰写祝文，预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

　　前一天举行告祭太庙礼，在奉天殿设神舆香案，在泰神殿设神案两张，在东西配殿设神案两张，在丹墀正中设香案一张，在圜丘左门外设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当天拂晓，皇帝穿日常衣冠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

　　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以及从祀神主，各供奉安放在车中，到圜丘泰神殿门外。

　　皇帝乘车到昭亨门，礼官引导至泰神殿台阶下。

　　执事官到神舆前捧神位牌登上石座，安放在龟中。

　　皇帝纔到香案前，按照仪程举行三献礼。

　　礼毕，退出来到临时休息的大帐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回宫。

　　皇帝听从了，但命令行礼时穿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加上礼部堂上官四员。

　　十一年冬至日，尚书说，在此之前南郊举行祭祀仪式，对风寒没有准备。

　　于是采用《礼书》天子祭祀天张设大帐篷、小帐篷的说法，请求“建造黄毡御帐驯、帐篷。

　　每次大祭，有关人员跟随。

　　遇上风雪，就张设在圜丘下，皇帝到帷幕中行祭祀礼，而上下祭奠进献的事就由太常执事官代替”。

　　下令写为定制。

　　明朝初年不曾举行祈谷礼。

　　世宗时，重新确走二祖分别配祀的礼仪。

　　因为众臣坚决请求，纔允许在大祀殿行祈谷礼，供奉二祖配祀。

　　嘉靖十年，开始在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举行祈谷礼。

　　行礼完毕，皇帝内心终究认为不妥当，谕令张璁说：“自古只以祖宗配祀上天，而今二祖共同配祀，决不能垂法后世。

　　以后大报与祈谷礼，只供奉太祖配祀。”不久亲自撰写祝文，重新订立仪程，改在惊垫节，礼仪比大祀礼稍微降低，供献的帛减少十分之一，不设从坛，不燔柴，写为定制。

　　十一年惊垫节，皇帝生病，不能亲自行礼，就命武定侯郭勋代替。

　　给事中叶洪说：“祈谷、大报，祭祀的名称不同，但同样都是祭祀上天。

　　祖宗没有不亲自行礼的。

　　成化、弘治年间，有别的缘故，宁可推迟到三月。

　　因为郊祀礼重大，不宜由臣子代行，请求等到圣上身体康复，改换占卜吉日行礼。”没有听从。

　　嘉靖十八年，改在大内的玄极宝殿行礼，不供奉配祀，于是成为定制。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先农坛亲自行祭，接着耕藉田，就是祈谷礼的遣意。

　　而今两次祭祀都在春季举行，未免繁琐。

　　并且玄极实殿在禁宫内，百官陪祀，出入不便。

　　应当罢除祈壳礼，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礼。”听从其请。

　　明代初年，凡是有水旱灾害以及非常变异，有时亲自祷告，有时在宫中露天之地祭告，有时在奉天殿的台阶上祭告，有时派遣官员祭告郊庙、陵寝以及社稷、山川，没有固定的礼仪。

　　嘉靖八年春季祈雨，冬季祈雪，都是皇上撰写的祝文，亲自在南郊及山川坛祭祀。

　　第二天，祭祀社稷坛。

　　穿戴浅色衣冠，不陈设仪仗，不肃清御道，都不设配祀，不奏乐。

　　嘉靖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台阶上举行大雩礼。

　　夏言说：“按照《左传》记载‘苍龙出现就举行雩祭’。

　　大概四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到下雨而大，因而祭天为百谷祈求雨露滋润。

　　《月令》上说：‘雩祭上帝用盛大的礼乐，于是命百县举行雩祭，祭杞对百姓有益的百王卿士，以祈祷庄稼丰收。

　　’《通典》上说：‘四月雩祭五方上帝，祭坛称为雩，在南郊之旁举行荣祭。

　　’先臣丘浚也说：‘天子除了郊祀上天之外，另外建筑祭坛祈雨。

　　后世这一礼仪没有流传，遇上旱灾，就请异端邪说的人举行祈祷祭祀，不求用诚意去感动上天，而以法术相要挟，诬枉太厉害了。

　　’丘浚希望能在郊社旁择地建造雩坛，孟夏后行礼。

　　臣认为孟春已行祈谷礼，如果从二月至四月，晴雨时节和顺，那么大雩的祭祀，可派遣官吏代为举行。

　　如果雨期推迟，陛下就亲自祷告。”于是在圜丘坛外泰元门的东方建造崇雩坛，形成制度，年成干旱就举行祷告，供奉太祖配祀。

　　嘉靖十二年，夏言等人说：“古代大雩之祭，命乐正演习盛乐、舞皇舞。

　　藉音乐舞蹈的和谐，激发天地阴阳之气。

　　请求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乐停止之时，演奏《云门之舞》。

　　仍旧命儒臣总括《云汉》诗词，谱写《云门》一曲，派文武舞士一同舞蹈一同高歌。

　　《云门》，是帝尧的乐曲，《周官》记载用来祭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的意思。

　　并且请求增添数阙鼓吹曲，教一百名舞童，穿青衣执羽毛，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蹈，乐曲共有九章。”因而奏上仪程，比照祈谷礼。

　　又说：“大雩是祀天祷雨的祭祀，凡是遇上干旱，礼部在春季末期奏请举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靖十七年，亲自在祭坛祷告，穿青衣，用一头牛，熟食祭献。

　　明朝初年没有明堂制度。

　　嘉靖十七年六月，辞官归居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说：“孝敬没有什么比尊父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什么比配天更大的。

　　恳请恢复古礼，建造明堂。

　　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为宗，以配祀上帝。”下发礼部集体商议。

　　尚书严嵩等人说：从前伏羲、神农开始祭祀上帝，有时建造明堂。

　　继后夏后氏在世室，殷人在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比夏、殷更加详备。

　　圣王奉事上天，如同儿子事奉父亲，血统尊重而感情亲切。

　　因而规定为一年享祀的礼仪，冬至圜丘祭，孟春祈谷祭，孟夏雩坛祭，季秋明堂祭，都以此来表示尊显。

　　明堂祭享上帝，又以此亲近亲人。

　　今天创建新制度，难以借鉴古法，关键在于效法先王之意。

　　明堂圜正，都是祀天的地方，而今大祀殿在圜丘的北方，禁城的东南方，正好对应古法的方位。

　　明堂秋季祭享，就以在大祀殿举行更为妥当。

　　至于配祀的礼仪，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上帝，如同人成形于父亲。

　　因而季秋在明堂祭享上帝，而以父亲配祀，取万物成熟季节之意。

　　漠孝武明堂的祭享，以景帝配祀，孝章帝以光武帝配祀，唐中宗以高宗配祀，明皇以睿宗配祀，代宗以肃宗配祀，宋真宗以太宗配祀，仁宗以真宗配祀，英宗以仁宗配祀，都是世代依次配祀，这是主要依据亲缘关系。

　　宋钱公辅说：“郊祀之祭，由开拓封疆的祖先，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

　　明堂之祭，由继嗣的君王，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当时司马光、孙忭等大臣在朝堂上辩论，程、朱大贤在下倡议，这是主要依据祖宗的功德。

　　而今恢复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那应当配祀的帝王，也就只有这两种说法而已。

　　如若按功德论，则太宗重新建设国家，功德与太祖相符，应当由太宗配祀。

　　如果按亲绿论，献皇帝，是陛下的亲生父亲，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应当由献皇帝配祀。

　　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加议论。

　　皇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在奉天殿举行，配祀的帝王务必要有个统一的说法。

　　皇考称宗，有什么不可？再商议上奏。”于是户部左侍郎唐冑直言上疏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更周详的。

　　《孝经》上说：“郊祀后稷以配上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说：“尊敬父亲莫大于配天，周公就是这样做的。”论者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功德，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巧是他的父亲，因而引用来证明圣人的孝敬，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

　　不是说有天下的人，都必定以父亲配天，然后纔称为孝。

　　否则，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夭下，其礼是为成王而设的，对于周公来说是尊父，对于成王来说就是尊祖了。

　　然而周公把政权归还之后，没听说成三因为尊父的原因，废去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换作武王。

　　后世祀明堂的，都以父亲配祀，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义，违背了先王的礼法。

　　从前有人向朱熹请教：“周公之后，应当以文王配祀呢，还是以当时帝王的父亲配祀？”朱熹说：“只当以文王配祀。”又问：“继承周的天下的又怎么样？”朱熹说：“只以有功德的祖宗配祀，后来祇是被尊父的说法迷惑错乱罢了。”由此看来，明堂的配祀，不专门由父亲是明白的。

　　而今礼部大臣不能辨明尊父的错误，不举证文、武、成、康的盛事，而滥引漠、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为论据，说的都是什么啊！即使这样，丰坊明堂的提议，虽然不可听从，但明堂的礼仪，则不应当废除。

　　而今南、北两郊都主张尊敬亲尊，必定在季秋大享上帝，而亲近亲人的意义纔具备。

　　自三岱以来，郊天与明堂各立所陪祀之帝。

　　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与周相比，太祖就配后稷，太宗就配文王。

　　而今两次郊祀及祈谷，都供奉太祖配祀，而太宗独独没有配祀，遭是仪制典礼的欠缺。

　　因此今日奉天殿大享之祭，一定要供奉太宗配祀，然后我朝的典礼纔完备。

　　皇帝发怒，逮捕唐胄关进钦犯狱。

　　严嵩这纔又召集朝臣，先商议配帝的礼法，说：“考证季秋万物成熟的意义，尊父配天的论说，应当供奉献皇帝配享上帝。”因而请求供奉文皇帝在孟春祈谷时配祀。

　　皇帝听从了献皇配祀上帝的请求，但拒绝了文皇配享的提议而不施行。

　　不久又因为称宗的礼仪，召集文武大臣在东合商议，说：“《礼》称：‘祖有功，宗有德。

　　’解释的人说：‘祖，是始祖。

　　宗，是尊。

　　，《汉书》注焉：‘祖被称为始，开始接受天命。

　　宗被称为尊，是有德可尊。

　　’《孝经》上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王肃注为：‘周公对于文王，尊亲而祭祀他。

　　’这是宗尊的说法。

　　古代，天子有七庙。

　　刘歆说：‘七，是常规法则，如果有功德就宗奉，不可预先定下数目。

　　宗不在七数之中，是有变化。

　　’朱熹也认为刘歆的说法对。

　　陈氏《礼书》说：‘父焉昭，子为穆，而有一定的数目，是礼法。

　　祖有功宗有德，而没有一定的成法，是道义。

　　，这是宗没有定数的说法，礼法是因道义纔兴起的。

　　而今援引古义，推及人情，皇考有至高的德行和昭显的名声，在天上秘密佑护，按其德行宗奉是可以的。

　　圣子神孙，传授不绝，都是皇考一人繁衍广布，按其世次宗奉也可以。

　　应当加宗皇考，在明堂配帝，建造有德而永世不迁的宗庙。”皇帝因为奏疏中不言及拊太庙，留在宫内不下发。

　　于是假设臣下奏对的口气，作《明堂或问》，拿给宰辅大臣看。

　　大概说：“文皇是远祖，不符合尊父的意思，应当由父亲配祀。

　　称宗虽然没有定说，尊敬亲人崇奉上天，按道义应当进行。

　　既然称宗，就应当柑太庙，难道有太庙中没有四亲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当的言论，尊崇私亲，心中想到太宗永远没有配享，不能杜绝朝廷大臣，于是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的庙号为成祖。

　　当时没有建造明堂，迫近季秋，于是在玄极宝殿大享上帝，供奉睿宗献皇帝配祀。

　　殿在宫中右面西北方位一角，旧名钦安殿。

　　行礼完毕，礼部请皇帝升殿，百官上表朝贺，如同郊祀庆贺礼成的仪式。

　　皇帝因为大享初次举行，命令在谨身殿赐宴群臣。

　　随后因为脚病没有驾临，命群臣不要贺礼。

　　礼官上表奏闻，撤销宴请，令光禄寺分别发给宴品。

　　嘉靖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出礼仪典章，与郊祀同时进行。

　　以前因为享地没有确定，特地在玄极宾殿行祭，朕诚意未尽。

　　南郊旧殿，原为大祀的处所，去年已令有关官员撤除。

　　朕自己制作了图样，建造为殿，恭奉进名称泰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意思。”于是规定每年在秋季大享上帝，供奉皇考睿宗配享。

　　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祈谷。

　　第二年，礼部尚书费案因为大享殿将要竣工，奏请皇帝定殿门名称，门为大享，殿为皇干。

　　等到大殿落成，而大享礼仪仍在玄极宝殿举行，派遣官吏行礼成为常规。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我朝大享之礼，从皇考举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父配天之孝。

　　从皇上看来，则睿宗为皇祖，不合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皇帝听从他们的请求，罢除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改为钦安殿。

　　嘉靖初年，沿袭先朝旧仪，每天宫中举行拜天礼。

　　后来认为太泛滥，罢除了。

　　遇上元旦、冬至、圣上生日，在奉天殿丹陛上行礼。

　　既已确定了郊天祭祀，就罢除了冬至的祭礼。

　　只有元旦、圣上生日在玄捶童扬行礼。

　　隆庆元年元旦，命令宫中拜天，不用在外举行祭祀，祭品也不从太常寺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