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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十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 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 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 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 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 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 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 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 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 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 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 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 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 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 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 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 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 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 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 终魏世，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 皇后帝。汉飨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行气数终，禄胙运尽，普天弛绝，率 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窃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 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 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终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 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敢不敬从。谨择元日，登坛柴燎，即皇帝位。唯 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绥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设。中年，群臣 奏议，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禜、镐，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 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禜，见何经典？”复奏曰： “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禜。”权曰： “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 正义，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追贬匡衡，凡在见者，莫 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 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 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 不享配帝之礼矣。”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 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 帝震怒致诛，社稷复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 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 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 望，在备一人。备畏天之威，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 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大神。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章武二年十月， 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 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 “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 ‘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 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 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 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 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 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 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 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 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 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 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 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 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 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 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 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太康 十年十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 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 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 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 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 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 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 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按元帝绍命 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明帝太宁三年七 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 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 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 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 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 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 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 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 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斋之与否， 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 而巳，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 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 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遂从纳之议。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设坛南郊， 受皇帝玺绂，柴燎告类。策曰：“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卜 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司民，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 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 黎，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弗树，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 遂至帝王迁播，宗祀湮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 袂一麾，则皇祚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否终必泰， 兴废有期。至于拨乱济民，大造晋室，因藉时运，以尸其劳。加以殊俗慕义，重译 来款，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协，岁月兹著。是 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监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 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 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厉。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嘉望。 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亲郊祀。文帝元嘉三年， 车驾西征谢晦，币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 连结淮、岱，谋危宗社。质反之始，戒严之日，二郊庙社，皆已遍陈。其义宣为逆， 未经同告。舆驾将发，丑徒冰消，质既枭悬，义宣禽获，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检 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庙。贼既平荡，唯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 礼官博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礼》无不报。始既遍告，今贼已禽， 不应不同。”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王制》，天子巡狩，‘归，假于祖祢’。 又《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 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 ‘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 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郑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 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郊，不复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庙社，未详 其义。或当以《礼记》唯云‘归假祖祢’，而无告郊之辞。果立此义，弥所未达。 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阙略。正应推例求意，不可动必 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记，何故告郊，独当致嫌。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 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捷之礼。今舆驾竟未出宫，无容有告至之文；若陈告不行之 礼，则为未有前准。愚谓祝史致辞，以昭诚信。苟其义舛于礼，自可从实而阙。臣 等参议，以应告为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依旧公卿行事。”诏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 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 郊初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于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 王祀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吉礼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则 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 郑玄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瓚稞尸，大宗伯执璋瓚亚 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 《礼·月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 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又议：“履时之思，情深于霜露；室户之感，有 怀于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祊 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稞，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 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

　　太常丞硃膺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 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寻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 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 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司，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 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 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 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 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 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案《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 祼将之事。’郑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 郊未始有灌，于礼未详。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 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并同膺之议。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谓膺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 值雨，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晋时既出遇雨，顾和亦云宜更告。徐禅云：‘晋武之 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 博士王燮之议称：“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 者，取其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日，祈谷于上帝。’注曰：‘元 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 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梁》曰：‘自正月至于 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 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 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议。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 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 天，郊于圆丘。是犹用圆丘之礼，非专祈谷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飨，既 行夏时，虽得迁却，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 ‘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郑玄注曰：‘受命，谓告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 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祀不异，愚谓不宜重告。”

　　曹郎硃膺之议：“案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圆丘之祭。《月 令》孟春有祈谷于上帝。郑氏说，圆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所谓禘也。祈谷祀 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圆丘之祭，以后 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圆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 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 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 行夏之时，故因以首岁，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 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于礼无违。既已告日，而以事不从，禋祀 重敬，谓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 尚书何偃议：“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 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 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辩，于礼无取。固知《谷梁》三春皆可郊之月， 真所谓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 郊依礼用辛。燮之所受命作龟，知告不在日，学之密也。”右丞徐爰议以为：“郊 祀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考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 郊克辰，于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 血告泬之后，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众议不同。参议：“宜依 《经》，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诏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朕载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 务殷，禋告虽备，弗获亲礼。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 有司奏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 德盛业远，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 晋安帝尚在江陵，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伏惟泰始应符，神武英断，王赫出讨， 戎戒淹时，虽司奉弗亏，亲谒尚阙。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 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 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其余祔食，不关今祭。”尚书令 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参议为允，诏可。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诏曰：“古礼王者每岁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间年 一郊，明堂同日。质文详略，疏数有分。自今可间二年一郊，间岁一明堂。外可详 议。”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议：‘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荐，于义为 黩。明诏使圆丘报功，三载一享。明堂配帝，间岁昭荐。详辰酌衷，实允懋典。’ 缘谘参议并同。曹郎王延秀重议：‘改革之宜，实如圣旨。前虞愿议，盖是仰述而 已，未显后例。谨寻自初郊间二载，明堂间一年，第二郊与第三明堂，还复同岁。 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宜各间二年。以斯相推，长得异岁。’通关八座，同延秀议。”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还复同日，间年一修。

　　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阳，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汉 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则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 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 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冯鲂告高 庙，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也。

　　晋成帝立二郊，天郊则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 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 空、风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则四十四神，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 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 先农凡四十四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奏曰：“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 令典；宪章天人，自昔之所同。虽因革殊时，质文异世，所以本情笃教，其揆一也。 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祗，有命自天，弘日静之勤，立蒸民之极，帝迁明德，光宅 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嗣徽，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 飨帝严亲，今实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祗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 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怀以追孝，跻 圣敬于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二郊，请宣摄内外，详 依旧典。”诏可。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时日尚寒，可有司行事。” 诏曰：“郊祀礼典所重，中间以军国多事，临时有所妨废，故每从奏可。自今方外 事简，唯此为大，亲奉禋享，固常典也。”

　　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顾和启：“宜还，更克日。”诏可。汉明帝据《月令》 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 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诏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汉，汶邑 斯尊。所以职祭罔愆，气令斯正，鸿名称首，济世飞声。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 元，圣灵昭俗，内穆四门，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 裁礼兴稼穑之根，张乐协四气之纪。匡饰坟序，引无题之外；旌延宝臣，尽盛德之 范。训深劭农，政高刑厝。万物棣通，百神荐祉。动协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纬上 灵，动殖下瑞，诸侯轨道，河溓海夷。朕仰凭洪烈，入子万姓，皇天降祐，迄将一 纪。思奉扬休德，永播无穷。便可详考姬典，经始明堂，宗祀先灵，式配上帝，诚 敬克展，幽显咸秩。惟怀永元，感慕崩心。”

　　有司奏：“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经记参差，传说乖舛。名儒通哲，各事 所见，或以为名异实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 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于斯。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 之内。至于室宇堂个，户牖达向，世代湮缅，难得该详。晋侍中裴頠，西都硕学， 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 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参详郑玄之注，差有准据；裴頠之奏，窃谓可安。 国学之南，地实丙巳，爽垲平暢，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 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虽为差 降，至于三载恭祀，理不容异。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礼记》郊以特牲，《诗》 称明堂羊牛，吉蠲虽同，质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无禋燎，则鼎俎彝簋，一依庙 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克今秋缮立。” 乃依頠议，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还， 世祖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 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郑玄注 《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 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 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修，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 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议：“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 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飨焉。主 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颜奂议：“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 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来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寻旧南郊与明 堂同日，并告太庙。未审今祀明堂，复告与不？”祠部郎王延秀议：“案郑玄云： ‘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明堂异处，以避后稷。’谨 寻郊宗二祀，既名殊实同，至于应告，不容有异。”守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议。

　　魏明帝世，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 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 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从所由于前，谨遗迹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 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 布生民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誉他人之父。 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危，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世之废始。自武、文至 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其 优衍丰隆，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 遑斯事。若尔，三苗堀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 止岱岳之礼也。且昔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 淹，就当探其窟穴，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 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 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 ‘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数百载。其仪阙不 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 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 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 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故不行。

　　晋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 魏舒、尚书刘实、张华等奏曰：“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 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 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瓘等又奏：“臣闻肇自生民，则有后辟，载祀之数， 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 四焉。沉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自黄帝以前，古传昧略，唐、虞以来， 典谟炳著。三王代兴，体业继袭，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汉、魏，而质文未复。 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 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 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流，唯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 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其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 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之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 底号前载，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图》、《洛书》之征，不是过也。加以驺虞 麟趾，众瑞并臻。昔夏、殷以丕崇为祥，周武以乌鱼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应， 备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 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代之下，莫不兴起。斯帝 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民黎未康， 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瓘等又奏：“今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茫茫 禹迹，今实过之，则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礼地祗，登封 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乞如前奏。”诏曰：“今阴阳未和，政刑未当， 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 期，天命之应；济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可让， 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 掌民物，国之大事取议于此。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 考之功，天命又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礼。至于克定岁月， 须五府上议，然后奏闻。请写诏及奏，如前下议。”诏曰：“虽荡清江表，皆临事 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乂，与之休息，此 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勿复为烦。”瓘等又奏：“臣闻唐、虞二代，济世 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协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 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 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 谟，不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弘治道， 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复纷纭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史籍， 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民省方’， 《礼》有‘升中于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 事殷；周公以鲁蕃，列于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 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义者，不可胜言，号谥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 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 汉；陛下应期龙兴，混壹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 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民望绝塞，以为分外，其日久矣。大业之隆，重 光四叶，不羁之寇，二世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 欤！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奉大化，目睹太平，至公之美，谁与为让！宜祖 述先朝，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 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上复诏曰：“所议诚 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尔。便报绝之。”

　　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 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惟皇天崇称大道，始行揖 让。迄于有晋，虽聿修前绪，而迹沦言废，蔑记于竹素者，焉可单书。绍乾维，建 徽号，流风声，被丝管，自无怀以来，可传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灭， 鲜义浇而德宣，钟律之先，旷世绵绝，难得而闻。《丘》、《索》著明者，尚有遗 炳。故《易》称先天弗违，后天奉时。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 风化大洽，光熙于后。炎汉二帝，亦踵曩则，因百姓之心，听舆人之颂，龙驾帝服， 镂玉梁甫，昌言明称，告成上灵。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终素德，山龙启符，金玉显 瑞，异采腾于轸墟，紫烟蔼于邦甸，锡冕兆九五之征，文豹赴天历之会。诚二祖之 幽庆，圣后之冥休。道冠轩、尧，惠深亭毒；而犹执冲约，未言封禅之事，四海窃 以恧焉。臣闻惟皇配极，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临黔首，协和穹昊，膺兹多 福。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光振八区，拯已溺之晋，济横流之世，拨乱宁民，应天 受命，鸿徽洽于海表，威棱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体圣履仁，述业兴礼，正乐颂， 作象历，明达通于神祇，玄泽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挺，遭运屯否，三才湮 灭，乃龙飞五洲，凤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断出人鬼之表，庆烟应高牙之建，风 耀符发迹之辰，亲翦凶逆，躬清昏，天地革始，夫妇更造，岂与彼承业继绪，拓 复禹迹，车一其轨，书罔异文者，同年而议哉！今龙麟已至，凤皇已仪，比李已实， 灵茅已茂，雕气降雾于宫榭，珍露呈味于禁林，嘉禾积穗于殿甍，连理合干于园御， 皆耀质离宫，植根兰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赪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 方畿憬涂之谒，抗驿绝祖之奏，彪炳杂沓，粤不可胜言。太平之应，兹焉富矣。宜 其从天人之诚，遵先王之则，备万乘，整法驾，修封泰山，瘗玉岱趾，延乔、松于 东序，诏韩、岐于西厢，麾天阍，使启关，谒紫宫，朝太一，奏《钧天》，咏《云 门》，赞扬幽奥，超声前古，岂不盛哉！伏愿时命宗伯，具兹典度。”诏曰：“太 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鸿名，常为称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难，入纂绝业， 德薄勋浅，鉴寐崩愧。顷麟凤表祯，茅禾兼瑞，虽符祥显见，恧乎犹深，庶仰述先 志，拓清中宇，礼祇谒神，朕将试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

　　臣闻崇号建极，必观俗以树教；正位居体，必采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圣，咸 由厥道。玄勋上烈，融章未分，鸣光委绪，歇而罔臧。若其显谥略腾轨，则系缀声 采，征略闻听。爰洎姬、汉，风流尚存，遗芬余荣，绵映纪纬。虽年绝世祀，代革 精华，可得腾金彩，奏玉润，镂迹以熏今，镌德以丽远。而四望埋禋歌之礼，日观 弛修封之容，岂非神明之业难崇，功基之迹易泯。自兹以降，讫于季末，莫不欲英 弘徽位，详固洪声。岂徒深默修文，渊幽驭世而已。谅以縢非虚奏，书匪妄埋，击 雨恕神，淳廕复树，安得紫坛肃祗，竹宫载伫，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宝纬初基， 厌灵命历，德振弛维，功济沦象，玄浸纷流，华液幽润，规存永驭，思详树远。

　　太祖文皇帝以启遘泰运，景望震凝，采乐调风，集礼宣度，祖宗相映，轨迹重 晖。圣上韫箓蕃河，伫翔衡汉，金波掩照，华耀停明，运动时来，跃飞风举，澄氛 海、岱，开景中区，歇神还灵，颓天重耀，储正凝位于兼明，哀岳蕃华于元列。故 以祥映昌基，系发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饰令详仪，纂综沦芜，搜腾委逸，奏玉郊 宫，禋珪玄畤，景集天庙，脉壤祥农，节至昕阳，川丘夙礼，纲威巡止，表绥中 甸，史流其咏，民挹其风。于是涵迹视阴，振声威响，历代之渠，沉□望内，安侯 之长，贤王入侍，殊生诡气，奉俗还乡，羽族卉仪，怀音革状，边帛绝书，权光弛 烛。天岱发灵，宗河开宝，崇丘沦鼎，振采泗渊，云皇王岳，离藻□汉，并角即音， 栖翔禁御，衮甲霜味，翾舞川肆，荣泉流镜，后昭河源，故以波沸外关，云蒸内泽。 若其雪趾青毳，玄文硃彩，日月郊甸，择木弄音，重以荣露腾轩，萧云掩阁，镐颍 孳萌，移华渊禁，山舆伫衡，云鹣竦翼，海鲽泳流，江茅吐廕。校书之列，仰笔以 饰辞，济、代之蕃，献邑以待礼。岂非神勰气昌，物瑞云照，蒱轩龟轸，□泉淳芳。

　　太宰江夏王臣义恭咀道遵英，抽奇丽古，该润图史，施详载，表以功懋往初， 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关，耀冠荣名，摛振声号。而道谦称首，礼以虚挹， 将使玄祇缺观，幽瑞乖期，梁甫无盛德之容，介丘靡声闻之响。加穷泉之野，献八 代之驷，交木之乡，奠绝金之楛，肃灵重表，珍符兼贶。伏惟陛下谟详渊载，衍属 休章，依征圣灵，润色声业，诹辰稽古，肃齐警列，儒僚展采，礼官相仪，悬蕤动 音，洪钟竦节，阳路整卫，正途清禁。于是绩环佩，端玉藻，鸣凤伫律，腾驾流文， 间彩比象之容，昭明纪数之服。徽焯天阵，容藻神行，翠盖怀阴，羽华列照。乃诏 联事掌祭，宾客赞仪，金支宿县，镛石润响。命五神以相列，辟九关以集灵，警卫 兵而开云，先雨祇以洒路。霞凝生阙，烟起成宫，台冠丹光，坛浮素霭。尔乃临中 坛，备盛礼，天降祥锡，寿固皇根，谷动神音，山传称响。然后辨年问老，陈诗观 俗，归荐告神，奉遗清庙。光美之盛，彰乎万古；渊祥之烈，溢乎无穷。岂不盛欤！

　　臣等生接昌辰，肃懋明世，束教管闻，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沦绝，拘 采遗文，辩明训诰□□□□簉访邹、鲁，草縢书堙玉之礼，具竦石绳金之仪，和芝 润瑛，镌玺乾封。惧弗轨属上徽，辉当王则。谨奉仪注以闻。

　　诏曰：“天生神物，昔王称愧，况在寡德，敢当鸿贶。今文轨未一，可停此奏。”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 鄴，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七 月，追尊皇祖为太王，丁夫人曰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太王曰太皇 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 曰高皇后，并在鄴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庙。考 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 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令丞奉荐。而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 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 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 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 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 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 后稷、文、武庙祧之礼。孙盛《魏氏春秋》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 殁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者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 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文帝甄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 持节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 昭皇后之于后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灵迁化，而无寝庙 以承享祀，非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奏可。 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鄴。四月，洛邑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 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 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鄴庙。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奠如家人 礼。何承天曰：“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 非礼甚矣。”

　　汉献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谯，亲祠谯陵，此汉礼也。汉氏诸陵皆有园寝 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四 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弗改。陵上称寝殿， 象生之具，古寝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 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 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 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至今，陵寝遂绝。

　　孙权不立七庙，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权既不亲祠， 直是依后汉奉南顿故事，使太守祠也。坚庙又见尊曰始祖庙，而不在京师。又以民 人所发吴芮冢材为屋，未之前闻也。于建鄴立兄长沙桓王策庙于硃爵桥南。权疾， 太子所祷，即策庙也。权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于宫东立权庙曰太祖庙，既不 在宫南，又无昭穆之序。

　　及孙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乌程侯，即改葬和于乌程西山，号曰 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于乌程立陵寝，使县令丞四时奉祠。宝鼎元年，遂于乌程分 置吴兴郡，使太守执事。有司寻又言宜立庙京邑。宝鼎二年，遂更营建，号曰清庙。 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以灵舆法驾迎神主于明陵，亲引仁拜 送于庭。比仁还，中吏手诏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 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书诣皞下受赐。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 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又拜庙荐飨。比七日，三祭，倡伎昼夜 娱乐。有司奏：“‘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

　　刘备章武元年四月，建尊号于成都。是月，立宗庙，袷祭高祖已下。备绍世而 起，亦未辨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刘禅面缚，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此则 备庙别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晋文帝进爵为王，追命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忠武侯为 晋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谥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 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 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 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君臣奏议：“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 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尊 远。昔舜承尧禅，受终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则 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将 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 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七月，又 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祗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崇 正永制。”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

　　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祔于太庙，周、汉未有其准。魏明帝则别立庙，晋又 异魏也。六月，因庙陷当改治。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自宜如礼。”诏 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 也。其便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壮极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 尔。庙成，帝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挚虞 之议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则迁征西；及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世，愍怀太子、 太子二子哀太孙臧、冲太孙尚并祔庙。元帝世，怀帝殇太子又被庙，号为阴室四殇。 怀帝初，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阳陵侧。别立弘训宫，不列于庙。元 帝既即尊位，上继武帝，于礼为祢，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是时西京神主堙灭 虏庭，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 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三祖毁主，权居别室。 太兴三年，将登愍帝之主，于是乃定更制，还复豫章、颍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 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怀、愍三帝自从《春秋》尊尊之义，在庙不替也。至元帝 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颍 川又迁，犹十室也。于时续广太庙，故三迁主并还西储，名之曰祧，以准远庙。

　　成帝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都，温峤等入伐，立行庙于白石，告先帝先后曰： “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海内。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惟中 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降鉴有罪，剿绝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 庙。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庙， 配飨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 京兆迁入西储，同谓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室犹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 海西并为兄弟，无所登降。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继元皇帝，世秩登进。于是颍川、 京兆二主，复还昭穆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庙， 殿正室十六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八间。栋高八丈四尺，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 广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砖。尊备法驾，迁神主于行庙。征西至京兆四主，及 太子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四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异也。诸主既入庙，设 脯醢之奠。及新庙成，帝主还室，又设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母会稽太 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 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简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陈太后祔于宣郑太后之庙。

　　元兴三年三月，宗庙神主在寻阳，已立新主于太庙，权告义事。四月，辅国将 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还。丙子，百官拜迎于石头。戊寅，入庙。安帝崩，未及禘，而 天禄终焉。

　　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建宗庙于彭城，依魏、晋故事，立一庙。初祠高祖开 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从诸侯五庙之 礼也。既即尊位，及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永初初，追尊 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穆皇后。三年，孝懿萧皇后崩，又祔庙。高祖崩， 神主升庙，犹从昭穆之序，如魏、晋之制，虚太祖之位也。庙殿亦不改构，又如晋 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立庙西晋宣太后地。孝武 昭太后、明帝宣太后并祔章太后庙。

　　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 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 华恆议：“今圣上继武皇帝，宜准汉世祖故事，不亲执觞爵。”又曰：“今上承继 武帝，而庙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以为惠、怀及愍宜别立庙。 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客主为限，无拘常数。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 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骠骑长史温峤议：“凡言兄 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剑振起，不策名于孝平，豫神其事，以应九世之 谶；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尝，于经既 正，于情又安矣。太堂恆欲还二府君以全七世，峤谓是宜。”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 峤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世，则不祭祢，反 不及庶人。”于是帝从峤议，悉施用之。孙盛《晋春秋》曰：“《阳秋传》云， ‘臣子一例也’。虽继君位，不以后尊，降废前敬。昔鲁僖上嗣庄公，以友于长幼 而升之，为逆。准之古义，明诏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昔征西、豫章、 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冯怀表续奉还 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 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 袷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谟议：“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 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 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表议：“《礼》，‘无 庙者，为坛以祭’。可别立室藏之，至殷禘，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 忌等议：“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皇帝庙 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袷太庙，征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 同，曰：“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暢，赞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 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议：“《礼》，‘去祧为坛，去坛为鸑，岁袷则祭之’。 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鸑。”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答曰： “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 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于是抚军将军会 稽王司马昱、尚书刘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袷乃祭，如先朝旧仪。” 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 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礼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 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宜思其变，别筑一室，亲未尽则禘袷，处宣 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博士张凭议： “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毁之主。凭案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 主居太祖之上，亦可无疑矣。”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将殷祭，诏博议迁毁之礼。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 “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皇帝正太 祖之位。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没，理可推矣。宜从范宣之言， 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 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 绝也。”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祠部 郎臧焘议：“四府君之主，享祀礼废，则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瘗埋矣。”时高 祖辅晋，与大司马议同。须后殷祀行事改制。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约，思与率土， 致力备礼。又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 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 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 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 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 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盖谓支胤授位，则亲近必复。京 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尔。 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禘袷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 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 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圆方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 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汉明 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按 《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 《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者五帝， 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与天帝，虽天人之通谓，然五方不 可言上帝，诸侯不可言大君也。书无全证，而义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纪之间， 兴废迭用矣。”侍中车胤议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 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知弘 本顺民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中书令王珉意与 胤同。太常孔汪议：“太始开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诚以世数尚近，可得飨祠，非 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推此知 既毁之后，则殷禘所绝矣。”吏部郎王忱议：“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 居反旧，然后修之。”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石意同忱议，于是奉行， 一无所改。

　　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启云：“元兴三年夏，应殷祠。 昔年三月，皇舆旋轸。其年四月，便应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云：‘应用孟秋。’ 台寻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应孟冬，回复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 范泰议：‘今虽既祔之后，得以烝尝，而无殷荐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烈 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国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礼有丧则废吉祭，祭新主 于寝。今不设别寝，既祔，祭于庙。故四时烝尝，以寄追远之思，三年一禘，以习 昭穆之序，义本各异。三年丧毕，则合食太祖，遇时则殷，无取于限三十月也。当 是内台常以限月成旧。’就如所言，有丧可殷。隆安之初，果以丧而废矣。月数少 多，复迟速失中。至于应寝而修，意所未譬。”安国又启：“范泰云：‘今既祔， 遂祭于庙，故四时烝尝。’如泰此言，殷与烝尝，其本不同。既祔之后，可亲烝尝 而不得亲殷也。太常刘瑾云：‘章后丧未一周，不应祭。’臣寻升平五年五月，穆 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崩，太和元年五月， 海西夫人庾氏薨，时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内，庾夫人既 葬之后，二殷策文见在庙。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 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内，不以废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 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载，用三十月辄殷，皆见于注记，是依礼，五年再殷。而 泰所言，非真难臣，乃以圣朝所用，迟速失中。泰为宪司，自应明审是非，群臣所 启不允，即当责失奏弹，而愆堕稽停，遂非忘旧。请免泰、瑾官。”丁巳，诏皆白 衣领职。于是博士徐乾皆免官。

　　初，元兴三年四月，不得殷祠进用十月，计常限，则义熙三年冬又当殷；若更 起端，则应用来年四月。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议：“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 礼。殷祭旧准不差，盖施于经常尔。至于义熙之庆，经古莫二，虽曰旋幸，理同受 命。愚谓理运惟新，于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议：“殷无定 日，考时致敬，且礼意尚简。去年十月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 太学博士徐乾议：“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经传记籍，不见补殷之文。”员外散骑 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寻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 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则应用四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冬，但未 详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则应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计辛未岁十月， 来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传》云，袷从先君来，积数为限。‘自僖八年 至文二年，知为袷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领会之节，远因宗本也。昔 年有故推迁，非其常度。宁康、太元前事可依。虽年有旷近之异，然追计之理同矣。 愚谓从复常次者，以推归正之道也。”左丞刘润之等议：“太元元年四月应殷，而 礼官堕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应即以失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为始。当用三 年十月。”尚书奏从王谧议，以元年十月为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 郎范泰参议，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 则犹在禫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礼》，三年丧毕，然后袷 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绋行事’。且不禫即祭，见讥《春秋》。 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祼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 吉。虽祥禫空存，无ＦＨ缟之变，烝尝荐祀，不异平日。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 忧为碍。”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 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臣硃膺之议：“《虞 礼》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禫祭，当四时之祭日， 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礻覃不得祭也。又《春秋》闵公二年，吉 禘于庄公。郑玄云：‘闵公心惧于难，务自尊成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 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肃等言于魏朝云，今权宜存古礼，俟毕 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袷则袷。郑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 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为有疑，亦以鲁闵设服，因言丧之纪制 尔。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 远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御世宜尔。宗庙大礼，宜依 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博士徐宏、太常丞硃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 诏可。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应殷祠，若事中未得 为，得用孟秋与不？”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记》云：‘天子祫禘祫尝祫烝。’ 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启议，自泰 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国又启，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年，用三十月辄殷祠。 博士徐乾据《礼》难安国。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于时晋朝 虽不从乾议，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 孟秋，于礼无违。参议据礼有证，谓用孟秋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 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后，不作乐。初，永嘉中，散骑常 侍江统议曰：“《阳秋》之义，去乐卒事。”是为吉祭有废乐也，故升平末行之。 其后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从太常丘夷等议，撤乐。逌寻详今行 汉制，无特祀之别。既入庙吉禘，何疑于乐。”

　　史臣曰：闻乐不怡，故申情于遏密。至于谅闇夺服，虑政事之荒废，是以乘权 通以设变，量轻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与寝声，非有损益于机务，纵复回疑于两端， 固宜缘恩而从戚矣。宋世国有故，庙祠皆悬而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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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志·卷十六译文

作者：佚名

　　“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到儒家经典，都尊崇这一宗旨，而圣人的道德，没有比尊敬父亲更重要的。所以司马迁撰作《封禅书》，班固详尽记述《郊祀志》，上记皇帝的正祭，下录郡国百神的祭祀．司马彪又撰《祭祀志》以续完汉朝的祭祀礼典．东晋以后，旧有的礼制大的典章，都明白而完善地备载。自此以后，祭祀礼仪又有变化，所以再加编撰。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曰，献帝命令公卿祭祀产担庙。派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印玺及策书，禅让帝位给曹魏。当时魏文帝曹丕继承了重旺的王位，南巡停留在颖阴。主事官员于是在题渣的篮荡旧城建造坛台。庚午日，魏王登上坛台。曹魏的相国华歆跪着接受了皇帝的印玺奉进给重担。接受印玺完毕之后，魏文帝走下坛台观看柴燎，礼毕之后返回。没有举行以先祖配祭的祭祀。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在郊外祭祀天地和明堂。当时萱逸的都城在盗堡，而天地神灵、墓地、明堂、灵台都依照汉朝的旧例。黄初四年七月，魏塞壶将要到束境巡视，因为大军将要出动，便派太常官用一头公牛在南郊祭天，从此之后便成为常制。到魏文帝逝世时，太尉钟繇在南郊举行追赠谧号的礼仪，这都是在郊外举行的祭祀礼节。

　　明帝太和元年元年正月丁末日，在郊外祭祀魏武皇帝以配祭天帝，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以魏文皇帝配祭上帝。当时两汉时期升烟祭祀天地的仪制都还保留，曹魏对两漠祭礼的沿革便可知了。

　　太和四年八月，魏明帝到东境巡视，经过繁昌县。派遣执金吾臧霸兼理太尉的职事，他用一头公牛祭祀接受禅让的坛台。《后汉纪》裹说，汉章帝诏令在高邑县祭祀即帝位的坛台。逭虽然是前代已实行的事，然而筑坛是为了祭天，而坛并不是神。现在不对上帝祭祀，而对坛墟致祭，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曰，开始在洛阳南郊的委粟．营建圆厅。皇帝下诏令说：“帝王接受天命，都恭敬地奉承天地，以彰显神明；尊敬祭祀世代继统的先祖，以昭明功德。所以前代祭祀的礼典撰著之后，就使郊祭祖先以配祭皇天上帝的仪制完备了。从前在汉朝的初年，承接秦朝焚书灭绝学术之后，便收集残缺的礼制经典，以完备郊祀的礼仪。从甘泉、后土、雍宫、到五峙原祭天地神灵的处所，大多在经典上见不到，并且因为这些祭祀一兴废而无常制，一一彼一此而有变化，四百多年间，废止而没有了郊外椅祭皇天上帝的礼仪。古代所改立的祭祀礼仪，于是有了阙失。萱魏的世系，出于直垦氐，现在祭祀圆丘，以始祖爱童配祭，称圆丘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的称为皇皇后地，以舜帝的妃子伊氏配祭。郊外祭天所祭的称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祭。郊外祭地所祭的称为皇地之衹，以武帝的宣皇后配祭。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已故皇父高祖文皇童，以配祭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开始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有虞氏舜帝配祭。白正始年以后，直到曹魏终结，再没有举行郊祀。

　　孙权开始在武昌称帝号时，在南郊告祭天帝。告祭辞说：“皇帝臣孙权，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祭祀，明白告知皇皇后帝。汉朝享国二十四世，经历四百三十四年，它运行的天命气数已终结，它的福禄气运已竭尽，普天之下已废弛，四海之内分崩离析。邪恶之臣曹丕，于是夺取了帝位。直至的儿子茎壑继承帝位而作恶，盗窃名位扰乱礼制。我孙权出生于东南，适逢机运，承奉天道掌握军队，志向在于拯救世道，奉皇天上帝的正辞实行讨伐惩恶，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民众。群臣百官各位将相以及各州郡各城镇执掌职事的官员，都认为天意已对汉朝厌弃，汉朝已丧失天运，皇帝的位置空缺，郊祀没有主祀人，美好的征兆嘉善的瑞应，前后纷繁地出现，上天的气运在我身上，我不得不接受．我孙权敬畏天命，岂敢不恭敬奉从。我恭谨地选择吉曰，登上坛台并举行柴燎祭天，即皇帝位。敬希你天神赐福!东吴四方，永远安保于天际。”在这以后的时期，孙权自认为所居不是中原地方，便不再举行郊祀。中年时，群臣奏议，应该举行郊祀。孙权说：“郊祀应当在中原土地上举行，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原土地上。”群臣再次奏议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地不是帝王的领土：。帝王以大下为家。古代周文王、周武王在酆、镝举行郊祀，不是一定要在中原土地上。”孙权说：“周武王伐纣时，即帝位于镝京，而在镐京举行郊祀。周文王没有成为天子，在酆邑举行郊祀，见于哪部经典呢?”群臣又奏议说：“我们得见于《汉书．郊祀志》。匡街上奏请求将甘泉宫回曲的郊祀迁徙到铝，说驰王曾在腿举行郊。’，虽说：“周文王品性谦让，他处于诸侯的地位，分明是没有举行郊祀。经传没有明文记载，由匡衡这个俗儒凭个人意见造说，不是经典的本义，不可用。”虞直《志林》裹说：“束吴君主孙权纠举驳正郊祀的记载，追贬匡衡，凡是得见的人，无不感慨地叫好。”何承天说：“考察孙权已建立帝号承继帝位，而郊祀享祭有阙失，本来是不对的。他在位的末年虽然举行了一次南郊祭祀，而竟无北郊祀享之礼。环氏的《吴纪》裹说：‘孙权想尊崇父亲以配享天帝的本义，给他的父亲孙坚追加尊号为束吴始祖。’依照这一说法，那么孙权末年所举行的郊祀，足以系坚配享天帝。孙权去世之后，三位继位的君主直到束吴灭亡都没有举行郊祀，那么逊护也就没享有配祭天帝的礼仪了。”

　　刘备章武元年，备即皇帝位，筑造坛台告祭天帝。告祭辞说“建安二十六年夏季四月丙午口，皇帝臣刘备，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灵。汉朝享有天下，它的天命气运无限。先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光武皇帝震怒出兵讨伐，社稷宗庙再次得到享祭。现在曹操依仗武力肆意残忍地对待人民，他的儿子曹丕施展他的凶逆图谋，窃取帝位。群臣百官和将士们认为国家社稷已被废弃，刘备应该整治它，应该承接汉高祖和汉光武皇帝，恭敬地奉行皇天上帝对曹丕的惩罚。我刘备思量自己道德鄙薄，怕有愧于这皇帝之位，便向庶民询问，并问及边外的蛮夷各族的君长，他们都说天命不可以不回报，祖宗的帝业不可以长久被废弃，四海之内不可以没有君主，天下四境之内的人所仰望的，在于我型备一人。我型借敬畏皇天的威严，又惧怕汉朝将在大地上灭亡。我恭谨地选择吉，与群臣百官登上坛台，接受皇帝的御玺。修造柴燎的坛台，挖掘埋藏祭牲的瘗坎，向天神举行告祭。敬希天神享用祭品给汉朝赐福，永远安保四海。”章武二年十月，皇帝刘备命令丞相诸葛亮，在成都营建南、北郊祭的坛台。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持皇帝的印玺和策书，禅让帝位给西晋。丙寅曰，西晋在南郊筑造坛场，举行柴燎告祭天帝，没有用祖先配祭。其告祭词说：“天帝之臣皇帝司马炎。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昭告皇皇后帝。曹魏皇帝查验了皇位的气运，接受上天圣明的命令，命令我司马炎说：‘古代卢童禅让帝位给虞爱，虞灵又将帝位禅让给夏鱼，他们勤勉地树立圣德垂训后世，经历了很多年代。到了汉朝政道衰败时，魏太祖武皇帝平定祸乱救助人民，扶持辅助汉朝刘压政权，又从还曲接受了挥让。但当我曹魏之时，历代多有变乱，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实在是仰仗了置翅匡救的恩德，因而得保曹魏宗庙的祭祀，在艰难时广为救助，这实在是晋朝对魏有大的功德。天下四方的人民，没有不敬服顺从的，立国家建诸侯，宣明礼教严明刑律，肃清梁山、岷山，包容了扬州、南越，全国兴举仁义，八方边境统一，远近向往仁义而归服，祥瑞接连出现，天人同应，没有不顺服的。天命宣示我要效法唐尧、虞舜和汉朝禅让的皇帝，因此布天命于此。’我司马炎思量不足以继承魏帝皇位，辞让没有获得同意。于是三公卿士，群臣百宫，黎民百姓和役隶，以至各蛮族的君长，都说：‘皇天明察下民，了解下民的困苦，皇天既有成命，本来不是克己谦让所能抗拒的。’帝位不可以没有继统，入神不可以空缺君主，我司马炎虔敬地遵奉皇位的气运，我畏惧天帝的威严，岂敢不恭敬地承接天帝美善的命令，我恭谨地选择吉曰，登上坛台接受禅让，告祭上帝，以永远报答人民的厚望，广布德泽佑助天下四方各地人民。我向往美善之德。”

　　泰始二年正月，皇帝下命令说：“主事官员前时奏请郊祀权且采用曹魏的礼制。我不想承受改建礼制的艰难，现在便以曹魏的礼制作为永远实行的制度。众人议论纷纭，于是没有按时议定，也就不能按时供享祭神，以已故祖、父配祭，我早晚都在慨叹和期望，饮食减少，心中不安。现在应当守即举行郊祀。”当时群臣又议论说：  “五方天帝，就是天，五行之气时令不同，所以它们的称号不同。虽然有五个名称，其实是一个神。明堂和南郊，应该除去五帝的神座。五郊改为五精的称号，都同称为吴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北郊祭祀又当除去先肚皇后的配祭，”皇帝全都依从。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祭天，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文皇帝以配祭上帝。这年的十一月，主事官员又奏议：“古时候圆丘的祭祀和郊祀没有区别，应该将圆丘方泽的祭祀合并于南北郊祀，另外修造祭祀坛场。而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于南郊、北郊的祭祀。”皇帝又依从了。一概都依照宣帝所采用的王肃的议论。逭一个月的庚寅曰冬至，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圆丘。自此之后，圆丘方泽不另行设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太康十年十月，皇帝又下命令说：“《孝经》裹记载‘郊祀丘铿以配祭天，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周文王以配祭上帝，。而《周礼》裹说：‘祭天是陈列祭品祭上帝。’又说：‘祭地是陈列祭品向四方遥祭山。’四方遥祭不是指地，那么分明上帝不能是天了。前时众人议论去除明堂五帝的神位，查考礼书的记载和正式的经文这种做法行不通。况且《诗序》裹说：  ‘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起于后稷。’所以推论以后稷配祭天。宣帝以英武创业，他既已配祭天，后来又以先帝配祭天，在道理上也不妥当。应该恢复明堂及南郊五帝神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止月，武帝亲自举行郊祀．皇太子、皂弟、皇广全都陪侍祭祀，这不是前代的礼典。愍帝定都长安，还没有建立郊祀及宗庙祭祀便已败亡。

　　元帝中兴于江南，太兴元年，开始改建郊祀坛场。其制度都是太常贺循依据汉朝、西晋的旧制所定。三月辛卯曰，元帝亲自举行郊祀，配祭的礼仪，概依照武帝开始举行郊祀时的先例．当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建议应该等待还都迢旦之后再修建。司徒荀组根据汉献帝居许员时，便立即建立郊祀坛场，现在自然应该在汀茵修造。骠骑玉婆、仆射苞盛、太常茎恒、中书侍郎廖毫都与苞蛆的议论相同。修建祀坛的事便施行了．按元帝继承天命而中兴，依照汉朝的先例，应该举行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束晋没有立明堂，所以缺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开始诏令建郊祭坛。还没有进行建造而明帝便逝世了，所以成帝越和八年正月，追述以前的意旨，在覆舟山南建立祭坛。当月辛未，祭祀北郊，开始以宣穆张皇后配祭地神。这是曹魏时的先例，不是西晋的旧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要在北郊祭祀，有怀疑的议论。太常题和上表说：“蠢始年间，把夏至冬至的祭祀合并于南郊北郊的祭祀。北郊祭祀的月份，古代没有明文记载，有的用夏至，有的同用冬至。汉光武正月辛末日，开始建立北郊祭坛。这就与南郊祭祀同月了。到束晋草创之时，一切事情都从简，把北郊祭祀合并于圆丘祭祀中。礼制不完备，权且用造一礼仪，大体上是合乎时宜的。到了咸和年间，提议另立北郊祭祀，祭祀同用正月。曹魏承续后汉，正月祭天，以地神配祭，而称说周礼，三王的郊祭，一概用夏正。”于是依从顾和的议论。这个月的辛末日，祭祀南郊。辛巳日，祭祀北郊。皇帝都亲自奉祭。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征讨桓玄并赶走了桓玄。己卯日，庆贺功勋在南郊祭祀。这一年，皇帝逃亡江陵没有返回。次年应该举行郊祀。朝廷议论认为应该依照周礼，由宗伯代理皇帝的职事，由三公施行祭祀。尚书左丞王讷之独自说：“殡殓之后举行郊祀，自然是天子主持，有君主在，禀承君主的命令而行祭，有什么可辩白的呢。是不是举行斋戒祭祀，岂可以与今天的事相比呢。议论的人又说现在应该郊祀，而事理应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才能命令三公行祭。况且祭天是极尊高的事，衹有天子一人可以举行而已，所以不是天子不可以祭天。庶民以上的人，无不举行祭祀，当嫡子在外时，由庶子掌理祭祀，礼书裹记载得很明白。没有不亲自接受了天子的命令而祭天的。又武皇帝接受禅让后，于二月郊祀，亘童在2遍中兴，于三月郊祀。现在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超过，人们天天盼望着皇帝。不可以没有根据地想急速举行郊祀，使得皇帝返回后，再不能亲自奉祭。”于是依从丁王讷之的议论。晋恭帝五盘二年五月，摹帝派遣使臣奉持策书，禅让帝位给刘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曰。在南郊建造坛场，接受皇帝的印玺，举行柴燎以祭天。告祭策书说：“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刘裕，冒昧地用黑色公牛献祭，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占卜得知王朝气数已终结，新王朝的气运已有所归，敬顺遣好的时运，以命令我刘裕。立君主以治理人民，天下为公，德操足以立为帝王，而被人民一致拥戴。从卢尧、虞爱开始，直到汉朝、萱垫，没有不是以圣哲的人感通文祖，有卓绝功勋的人登帝位，因此能够大力拯救人民，垂训于万世。晋朝自从束迁以来，礼、义、廉、耻的德操没有树立，宰辅大臣没有依托，日子已经很久了。隆安年间艰险，元兴年间酿成祸乱，以致帝王迁徙，宗庙祭祀灭绝。刘裕虽然地方不是齐、晋大国，部众没有一旅，但上则愤恨时势艰险，下则痛惜动乱不止，他甩袖一挥，就使皇朝恢复。在危难时能扶持，在覆亡时能扶助，为非作乱的都被歼灭，越礼犯分的人一定被消灭。真是否极必泰，振兴废败残局应运而来。至于平定祸乱救济人民，恩施晋朝，凭藉时运，而舒展他的勋劳。加以四境殊风异俗的各族人民仰慕仁义，语言不通的荒远地方人民前来诚服，帝王历法所行的地方，都敬服声威教化。以致、月、星辰显示美好的征兆，山出现祥瑞，入神和睦协同，岁月彰着。因此王侯卿士、亿万平民，都说皇天神灵在上俯察，晋朝在下敬致诚，，天命不可以长久被延误，帝位不可一刻空着。于是被众人的议论所逼，我恭敬地举行这受天命即帝位的礼仪。谬误地以我这薄德之人，托身于亿万人民之上。虽然上畏皇天的威严，忽略这小节，我深深地永远怀念，恭敬恐惧如同遇到危险一样。敬择吉日，登坛受禅，祭告天帝，以实现万国美好的希望。上天保佑我们昌盛，永远给我刘宋赐福。我恭敬地飨祭圣明的神灵。”

　　永初元年，皇太子在南、北郊拜祭。永初二年正月上旬辛，皇帝亲自举行郊祀。文帝元嘉三年，皇帝率军西征谢晦，备礼品在南、北郊祭祀。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曰，朝廷重臣上奏说：“刘义宣、邀质，违逆时势背离正道，发动暴乱罪恶滔天，串连淮、岱两地逆党，阴谋危害国家。当臧质开始反叛时，朝廷宣布戒严的时候，南、北郊的祭祀及宗庙社祭，都已陈设周备。因刘盏宣作乱，没能同时举行祭祀。当皇上将要出发亲征时，叛逆党徒已冰释瓦解，臧质既已被枭首示众，型义宣也被擒获，两个寇逆都已消灭，南、北郊祭祀及宗庙祭祀都应该昭彰举行。考察亘塞三年诛讨迎每之初，遍祭南、北郊和太庙。当逆党平定之后，衹祭太庙和太社。不举行南、北郊祭祀。”希望礼宫们全面深入地商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论说：“《礼》书裹没有不举行回报祭祀的记载。开始时对南、北郊和宗庙既普遍给予祭祀，现在逆贼已擒获，祭祀不应有所不同。”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外出巡狩，  ‘返回时，给祖庙父庙祭祀，。又《礼记．曾子问》裹说：‘诸侯前往天子那裹去，先到祖庙祭祀，向父庙陈设祭品祭祀，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庙山川祭祀。祭祀时用牲和缯帛，返回时也是如此。诸侯相见，返回后一定到祖庙父庙祭祀，并命令祝史向前时所祭祀过的山等神举行告至之礼。’《礼记．曾子问》裹又说：‘天子和诸侯将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用缯帛毛皮玉圭等祭品，到祖庙父庙祭祀。返回后一定要举行告至之礼。’天子与诸侯外出，虽说事有大小的不同，但它的礼仪大体相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后举行告至之礼，道理上不得有差别。郑玄说：  ‘外出及返回的礼仪相同。，它的本义十分明白。天子出征时，向上帝祭祀，推论前时所祭祀过的返回后一定要为之举行告至之礼，那么就应该举行郊祭，不容再有怀疑。丞矗三年，衹祭太庙和太社，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裹。或者当是因《礼记》裹衹说‘返回后到祖庙父庙祭祀’，而没有郊祭的话。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就更是不通。《礼记》是残缺的书，本来就没有完备的版本，断简壤字，多有缺略。正应当类推寻求它的本义，不可动辄都要征引它的文字。天子返回后祭祀太社，也没有成文记载，是什么原因郊祭该单独招致嫌疑呢。但是外出及返回后一定祭祀，都是表示孝敬的诚心。既然是以返回后祭祀为本意，本来就不是凯旋后献捷的礼仪。现在皇帝毕竟没有出宫，就不容许有外出返回后举行告至的礼仪。如果是陈设不出行而祭祀的礼仪，那却是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认为祝史致辞，用以昭显诚信。如果辞义违背礼制，自然可以从实而缺略。我们参酌审议，以应该举行祭祀为允当，应当都用牲畜献祭南北二郊及太庙、太社，依旧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日，主事官员上奏说：“本月十五日举行南郊祭祀。考查旧时的仪制，宗庙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南郊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由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又宗庙祭祀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送神的时候就不洒。而郊祀在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同宗庙祭祀是一样的，而送神时又要把酒洒在地上，议论的人认为宗庙祭祀与郊祀仪式不相同，对这件事有疑问。现在交付礼官们审议裁定。”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大宗伯‘佐助君主保护国家，用吉礼敬祀鬼和天地神灵，祭祀苍天’。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在郊祀祭天时，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又《周礼》的外宗条下说：‘当王后不参与祭祀时，就佐助宗伯。郑玄说：‘王后不参与祭祀，宗伯替代王后行事。又说：‘君主拿着玉制的圭瓒盛酒并把酒洒向尸主，大宗伯拿着玉制璋瓒盛着酒第二次献酒告祭。从中世以来，王后不参加宗庙祭祀，就应该按照礼制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献酒告祭。然而现在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郑玄注《礼记。月令》说：‘夏、商、周三代有司马，没有太尉。太尉，是秦朝设置的官。因为世代承传很久远，崇敬宗庙祭祀，替代王后祭祀的事情重要，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献酒致祭。’又议论说：“顺时而生的思念，情怀比霜露还要深厚；宗庙之内祭祀时，肃敬的感情，在举止行动发出的声音中表现出来。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便不能在一个方位上去求神。郑玄注《仪礼》的有司条裹说，天子诸侯在宗庙门内祭祀又绎祭。绎。是指第二日再祭。现在的宗庙祭祀缺少了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式，将改在枋绎祭，明在于留神，不得而省。礼制裹郊祀与宗庙祭祀的仪制不同。因此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制有差别。”太常丞朱庐之议论说：“查考《周礼》的记载，大宗伯执掌典礼，以敬奉神灵为上，职务是总管祭祀，而以祭苍天为首要。现在的太常就是《周礼》裹的宗伯。又查考袁山松的《后汉书。百官志》裹说：‘郊祭的礼仪，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献酒告祭，光禄掌管第三次献酒告祭。太常每当祭祀的时候，先上奏祭祀的礼仪及行事，掌管赞助天子祭祀。没有掌管献酒的事。依照《百官志》的记载，汉朝掌管第二次献酒的事，专由三公担任，不是由主管宗庙祭祀的秩宗贵官来掌管。现在宗庙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光禄第三次献酒，即为汉朝的仪制。又贺循规定太尉由东南方登上坛台，表明这太尉官一定是参与郊祭。古礼虽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献酒，然而历代有沿袭也有变革，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献酒，是汉朝所实行的仪制。我认为郊祀的典礼重大，应该与宗庙的祭祀相同。况且太常既已掌管赞助天子祭祀，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献酒的事。又查考洒酒于地的仪式，《礼记》裹说：‘祭祀是讲求阴祀和阳祀的问题．殷产时期是先讲求南郊及宗庙祭祀的阳祭’，‘奏完三首乐曲之后迎牲’。那么商朝是把洒酒于地的仪式放在后面。‘周朝先讲求祭北郊及宗庙的阴祀’，‘洒酒于地所用的是香酒。酒深入到土壤裹。酒洒之后迎牲’。那么周朝是把洒酒的仪式安排在前面。这裹说的是宗庙祭祀，不是说郊祀。查考《周礼。天官》裹说：‘凡是祭祀时赞助君王举行裸礼。郑玄注说：‘裸，是洒酒灌地。衹有关涉人事的宗庙祭祀才有洒酒灌地的仪式。祭天神地神时君王不举行洒酒灌地的仪式。’而郊祀不曾有洒酒灌地的仪式，这在礼制裹无法考知。学识广博的儒者所注释的大义，昭然明察。认为今天有洒酒灌地的仪式，是长期相承传所造成的失误，那么原本就应该是没有洒酒灌地的仪式。”通报给朝廷重臣及丞、郎、博士等，他们都同意朱膺之的议论。尚书令建平王刘宏重新参酌审议，认为朱膺之的议论允当。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太明二年正月丙午曰初一，主事官员上奏说：“本月初六南郊祭祀，皇上要亲自奉祭。到时候可能会下雨。曹魏时期郊祭曾遇到下雨，高堂建认为应改期于当月下旬的辛曰祭祀。晋朝时皇帝已经出动参加郊祀，适逢下雨，顾和也说应该另行选择吉曰举行祭祀。徐挥说：‘晋武帝时，祭祀有时用丙日，有时用己曰，有时用庚日。’这些让礼官们议论裁正并上报。如果可以改变郊祀日期，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宗庙祭祀的日期呢?”博士王燮之议论说：“遇到下雨而改变郊祀日期，是前代已有的定论。《礼》书的传注所记述的，在辛曰举行郊祀是有根据的。《礼记．郊特牲》裹说：“郊祀用辛曰，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是在冬至日。”郑玄注说：“夏、商、周三代的郊祀，一概用夏历正月。用辛曰的原因，是取其斋戒自新的意思。，又《礼记．月令》裹说：‘于是选择元日，祭祀苍天上帝祈求五谷丰熟。’注解说：  ‘元曰．是指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祭祭天。’又《春秋》裹记载郊祀的有两次，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祀。《公羊传》说：‘何时举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祀。’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曰，郊祀。《谷梁传》说：‘从正月直至三月，是举行郊祀的时期。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曰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曰郊祀。如果小依从，于正月下旬辛曰占卜改为二月上旬辛日郊祀．如果不依从，就于二月下旬辛曰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曰郊祀。，这已表明，郊祀的礼仪，都是在辛曰举行。晋代有时用丙曰，有时用己，有时用庚，都是因为另有议论。逮壹于十二月丙寅曰在南郊祭天接受禅让，造就是祭祀不能用卒的例子。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曰，开始把圆丘方泽的祭祀、冬至夏至曰的祭祀与南北郊的祭祀合并举行。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曰冬至曰祭天，在圆斤举行郊祭。这是仍然用圆丘祭祀的礼仪，不是专门为祈求五谷丰熟的祭祀，因此又不能用辛曰祭祀。现在的郊祭享祀，既已按夏历实行，虽然祭祀的日期可以改变推迟，但认为仍然是…定在辛曰举行。徐撵所根据的，或许有不当的地方．又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说：  ‘在祖庙受命，在父庙裹灼龟甲而占卜。，艳注释说：‘受命，是指先祭告祖庙，然后退下来进行占，那么求的本义是卜郊祭这件事，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现在祭祀的日期虽然有所改变，而郊祀的本义不变，我认为不应该再次求卜。’曹郎朱膺之议论说：“考察前代儒者所论说的郊祀，他们的议论各有不同。《周礼》里有冬至日圆丘的祭祀。《礼记．月令》裹有为祈求五谷丰熟而祭祀苍天上帝．郑玄说，在圆丘祭祀苍天上帝，以帝营配祭，这是所说的筛祭。为祈求五谷丰熟祭祀五精天帝，以后稷配祭，这是所说的郊祀，这两种祭祀举行的时间不同，它们所祭的神也不相同。儒士们说，在圆丘举行的祭祀，以后稷配祭。取圆丘所在的地点在郊，称之为郊祭。以圆丘的形体而言，称之为圆丘的祭祀。名称虽然有两个，其实就是一种祭祀。晋武帝舍弃郑玄的说法而依从儒士们的说法，因此郊祀用冬至曰。既然用了冬至曰，按理就不可能总是在辛曰。那么晋代在中原地区郊祀不用卒曰，就像徐惮所议论的那样。从束晋以来，都用正月，当是《春秋》传裹所说的夏、商、周的郊祀，全都用正月，晋代不改正朔，实行夏历，因此安排在年初，不用冬曰，全都用上旬的辛曰，这是近代的成规。祭祀的礼仪，  ‘过了时限就不举行，现在是正月，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过，遇上下雨改变祭祀日期，对礼制没有违背。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然而因事不能顺遂，里祀苍天是很敬重的事，应该再卜求祭祀的日期。高堂隆说：‘九日在南郊祭祀，十曰在北郊祭祀、’造就是说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曰举行。”尚书何偃议论说：“郑玄注《礼记》，引用《易经》说夏、商、周三朝的郊祀，一概都用夏历。《周礼》记载，凡是国家的大事，多用正月。《左传》又说在惊垫举行郊祀。那么郑玄的这种论说，实在是有根据的。各家的议论不同，有的说夏、商、周各朝都用它们的正月郊祭苍天，这是浅薄之士的辩说，对于礼制来说不可取。本来已知道《谷梁传》裹说春季三个月都是可以举行郊祀的月份，真可以说是肤浅了。然而用辛曰祭祀的说法，全都相同晋朝用庚曰己曰郊祀，说得纷纷扬扬，但就是没有见到前代施行的证据。我认为应该信从晋代推迟郊祀，仍按礼制是用辛曰。王燮之以为在祖庙受命在父庙灼龟占卜，他知道卜求的本义，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他的学识缜密”右丞徐爰的议论认为：“郊祀用辛曰，对改变郊祀期有妨碍，礼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员，已作了很周备的考察。何偃根据礼制，认为不应该再行卜求，我的看法与他相同．考察卜求郊祭而限定时曰，到了今天这种办法应该改变，卜求应衹是卜郊祭这件事而已。辛日前十曰，已安然地为郊祀而斋戒沐浴，祭祀用的牲畜，已养在涤宫裹，没理由超过三月。他认为祭祀的牺牲已完全准备之后，虽然有事妨碍祭祀，也应该让主事官昌举行祭祀，不容许改变郊祭的日期。”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参酌审议后认为：“应该依据《经》书的记载，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曰祭祀，不需要再次去卜求。如牲畜已杀，准备陈祭之后正遇着下雨，就可让主事官员去举行祭祀。”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曰，皇帝下诏令说：“我接受天命时，连续遭遇了很多艰难，战车急速地出动，要谋划的事务很多，里祭苍天的事虽然准备好了，可我没能亲自去举行祭礼。现在全国已经安定，各种祭祀都巳举行，应该遵循以前的典制，举行郊祀拜谒上帝。”主事官员查考之后上奏说，这事没有先例。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说：“卢舜的时候称为类祭上帝，殷商的时候称为昭告上帝。都是因为创业成功，德操和业绩隆盛而弘远，开创国统奠定皇家基业，一定要享祭上帝。从汉朝、曹魏以来，都遵循这一典制。高祖武皇帝征伐伪楚，置玄童还在j堰，便在京师建郊祀坛台，祭上帝告成功。我以为泰始年间应了天帝的符瑞，皇帝神武明断，王者耀武出征，战事经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奉祀神灵做得周到，但皇上还没有亲自祭祀拜谒天帝。我认真查考晋武帝时郊祀是在二月，晋元帝时里祀祭天是在三月。有特殊的庆祝，一定有特别的典礼，不可拘泥于平常的祭祀，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日举行。我认为造事应交付史宫，让他们认真选择十一月的吉日，皇帝亲自举行郊祭，祭祀拜谒苍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祭。其余配亨的，不列入本次的祭祀。”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等赞司叁羞的议论。经过参酌审议都认为允当。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曰，皇帝下诏令说：“按照古代的礼制，帝王每年都举行郊祀享祭，以及举行明堂的祭祀。从晋朝以来，每隔一年举行一次郊祀，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举行。因为质朴与华饰详略不同，稀疏和细密有区别。从今以后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郊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明堂的祭祀。下面可作详细商议。”主事官员上奏说：“前兼曹郎虞愿议论说：‘郊祀和明堂的宗庙祭祀，都是主祭天神，而在同一天繁复地献祭，按情理说是轻慢。皇帝的诏令是让圆丘祭祀向天神报告成功，三年举行一次享祭。明堂配祭先帝，每隔一年献祭一次。斟酌情况选定吉曰，实在切合祭祀盛典。’通过咨询参酌审议一致同意虞愿的议论。曹郎王延秀重加议论说：‘改革的事宜，就像皇帝诏令所说的那样。前时虞愿的议论，实在祇是述说皇帝的诏令而已，未曾显示后来的事例。我认真查考，最初的郊祀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明堂祭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第二次郊祀与第三次明堂祭祀，便回复到同一年举行。虞愿说从开始举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后，应该各隔两年举行一次祭祀。以此推论，那么郊祀和明堂祭祀总是在不同年岁举行。，通报给朝廷重臣之后，他们都同意王延秀的议论。”后废帝王巡二年十月丁巳曰，主事官员奏请把郊祀和明堂祭祀，回复到同一天举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

　　汉文帝时初次在遭坜祭祀地神，以昼担配祭，汉武壶时在噬祭祀后土社神，也以高祖配祭。龃以太祖配祭天神和地神，那么就没有以已故先帝皇后配祭地神了。王莽出任丞相时，引据《周礼》的记载，享祭已故先帝皇后为北郊的配祭。夏至曰祭后土之神，以高祖吕后配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光武皇帝建武年间，不举行北郊的祭祀，因此已故皇后及土地之神，经常是在天坛祭祀时配享，山的一切望祭也都在祭坛的区域之内举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建毖史五元年，立北郊祭祀，派遣司空冯鲂祭高担庙，以莲昼代替旦后配祭地神。塞置初，没有设立北郊祭坛，各土地神衹，都在郊祭天帝时一起祭祀。晋成帝时设天地二郊的祭祀，南郊祭天有六卜神，即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等六十二神。北郊祭地有四十四神，即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毙无间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等共四十四神。江南各小山之神，是柬晋所立，就好像汉朝时西京关中各小河，都有祭祀等级。南北二郊所祭祀之神，官家都有记载。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人上奏说：“我听说崇奖有功德的人及举行隆重的祭祀，是历代帝王善美的典制；效法天人，从古代至今都是一致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因循有变革，在不同的时代或重视质朴或提倡文饰，而其本意是在致力于教化，其道理都是一样的。想到已故高祖武皇帝和协神灵，秉受天命，弘扬每都谋事安邦的勤奋精神，树立了民众所崇仰的最高品德，皇帝以美好的德操教导人民，领上广大直达八方边远地区，和顺之气涵养天下四方，圣德教化畅达远方：陛下以圣哲继承帝业，以道义感通四海。祭祀的礼仪已废止了很久，想光大国家宏大的功业，享祭皇帝陛下已放的双亲，现在实在应该举行祭祀的礼仪。高祖武皇帝应该在南郊祭天帝时配享，至于北郊祭地神时的配祭，虽然礼书裹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前代旧的典章，常常被遵循施行，魏、晋两朝原有的典制，便可以作为前代留下的准则．我们认为武敬皇后应该在北郊祭祀时配祭。为了表达追念先人孝顺先人的情怀，使崇高的敬意传之久远，以答谢及赞扬天地，以协和阴阳。明年的正月，将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应该晓谕朝廷内外，认真遵循旧的典制。”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季，主事官员上奏说：“主尘三年止月立春曰举行祭祀，当时天气还很寒冷，可让主事官员主持祭祀．”皇帝下诏令说：“郊祀是重要的典礼，一段时间以来因国家多事，到临举行郊祀时因事情有妨碍而废止了，所以往往是依从了主事官员的奏请而停祀。从今以后因边境战事减少，衹有这祭祀的典礼为最重要，亲自奉祭天地，这本来就是固定的制度。”

　　成帝时在南郊举行祭祀，遇上下雨。侍中顾和启奏说：“应该返回宫廷。再选择日子举行祭祀。”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汉明帝根据《礼记。月令》有五郊迎接节气和定服色的礼仪，因而采用元始年间的旧制，在洛阳建立五郊祭祀的坛台，祭祀各方天帝和神灵，车服都依照各方位的颜色。魏、晋两朝都遵循这种制度。束晋以来，没有时间顾及修建五郊祭祀坛台。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日，皇帝下诏令说：“古代周朝有文德，大祭明堂；汉朝业绩隆盛，敬祭汶水上所建的明堂。因为主持祭祀的没有越分过度，端正了节令，大名卓著，救世而扬名。我已故的父王太祖文皇帝功德光耀苍天，威灵昭示俗民，在国内能端庄恭敬地接待四方诸侯，以仁德救助百姓，对外能影响到八方边远的地区，威势能震动各方异风殊俗的人民，在南方能击碎强越君长的头颅，在西方能使强大的戎族君长脑碎髓流。创制礼仪振兴农耕的本业，陈乐器奏乐曲使四季顺适。补正典籍序传，在无题之外作申述；表彰并聘用贤明之臣，让深厚完美的道德广为垂范。训导勉励奖劝农桑，政风清明不用刑罚。万物通和，百神降福，行事上协皇天轨范，下能顺随地神的德泽。因此精诚贯通上天神沾，行事而生瑞兆，诸侯循道守义，河海恬静平和。我仰赖先王的大业，登上帝位统治百姓，皇天上帝赐下福佑，到现在已有十二年了我冀望宣扬先帝的美德，使它传播到永远。群臣百官可详细稽考周朝的典制，开始兴建明堂，以便在宗庙裹祭祀先帝神灵，使之配祭皇天上帝，诚敬的心得以抒发，阴阳百神都能各得其所。我永远怀念先帝，感激仰慕先人我悲伤心碎。”主事官贝上奏说：“我们查考有关明堂辟雍的事，在制度上没有明确的定论，营造也不一致，传说也很乖妄。著名的儒士和博通的学者，各举所见，有的认为明堂与辟雍名称不同而其实质相同，有的以为名称和实质都是各不相同。从汉朝直至晋朝，没有人能考辨明白。周代的书裹说，清庙、明堂、路寝的体制相同。郑玄注《礼书》，它的本义就是在这周代书里产生的。而儒士们又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属南方阳气之地，在国都三里之内。至于明堂的堂屋及侧室、门户、窗户的开向等，因世代遥远而记载湮灭，难得全面详尽考明。晋朝的侍中裴顿，是长安一带的博学之士，他详尽地查考了前代的记载，也没能确定。他认为尊崇先祖以配祭天帝，它的意义昭著，明堂庙宇的体制，理论根据不够分明，径直可建为殿堂，以尊崇天帝及先祖先帝的祭祀。其余不重要的祭祀，一概都可废止。参酌考证郑玄所作的注，没有什么凭据；裴颁的奏议，我认为可信。在国学地址的南面，实在是南方属阳的土地，平畅干燥，可以营建。所建造墙屋的规范，应该依照太庙的体制，衹建十二间，以对应一周年十二个月的数字。按照汉朝在汶水上所建明堂的图式，设置五帝神位，以太祖文皇帝配享。祭祀皇天上帝，虽有简省，但到三年大祭时，按理不可有差别。从郊祭至宫庙祭祀，也应该在同一天之内举行。《礼记》记载郊祭奉献一头牛，《诗经》裹说明堂祭祀享献牛和羊，沐浴斋戒选择祭祀的吉日的这些程序虽然相同，但质朴与繁饰却显然有所不同。况且郊祭有燎柴祭天的仪式，而明堂祭祀却没有燎柴祭天的事，那么鼎俎彝簋等礼器的配置，一概都应依照宗庙祭祀的礼仪而定。布告群臣百官，准备建筑材料挑选工人，暂时设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以商量物资使用及营建工程等事宜，在今年秋季一定要按期建成。”于是依照盏逊的议论，衹建造大殿屋宇并加雕画装饰而已，没有采用古代三十六个门户七十二个窗户的体式。左型六年正月，南郊祭祀完毕返回后，世担亲自奉祭明堂，祭祀五时天帝，以文皇帝配祭，这是采用了郑玄的议论。官府有其记录。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曰，主事官员上奏说：“南郊祭祀用三头牛。四季祭祀宗庙六室用两头牛。明堂开始建成，祭祀五帝，以太祖文皇帝配祭，不知道祭祀时要用几头牛?”太学博士动屋兴之议论说：“据塑玄注《礼记．大传》说：‘《孝经》裹记载郊祭丘逻以配祭天帝，是配祭玺盛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塞王，以配祭上帝，是配祭五帝。，五帝主管五方，方位不同功能一致，所奉用的牺牲，按理不得有所减少。太祖文皇帝亲统天地，那么他的德泽兼有天覆和地载；抚养众生，那么它的教化能协和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祖和宗的称呼，不足以彰显先人无限的美德；钟磬金石演奏的乐曲，不能播扬先人功勋业绩的盛大。因此修建明堂，帝王宽广的心怀可以显彰于天际；广泛地在宗庙配祭，是前代儒士们把握礼制本义的体现。以我浅薄的见解，认为应该用六头牛。”博士虞稣议论说：“祭祀天帝的名称虽然有五个，而所产生的实效经常是一致的。五德各帝，往往有善美的王君，五帝各有主管的方面，因此设置有五室。宗庙祭祀的主神，要随其王君而定献享。主祭一牛配祭一牛。应该用二头牛。”祠部郎颜奂议论说：“祭祀的本义，是包括五帝的祭祀而称呼的。虽说是有五帝，但祭祀所用的牛，不应该超过郊祭和宗庙祭祀的牛。应该用两头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曰，主事官员上奏说：“明年正月十八，要举行明堂的祭祀。查考以前南郊祭祀和明堂祭祀是在同一天举行，并且还要祭太庙。不知道现在明堂祭祀，是不是还要祭太庙?”祠部郎王延重议论说：“据郑玄说：‘郊祭是祭天的名称，上帝，是天的别名。神没有两个主神，因此明堂设置在别的地方，以回避励坚之神。’认真查考郊祭和宗庙祭祀这两种祭祀，既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至于应该告祭太庙，不可有所不同。”守尚书令袁粲等人都赞同王延秀的议论。

　　魏明帝统治时期，中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举行的重大礼典，以巡狩为首要之事；彰显先祖和先父的功业，就以封禅为首要典礼。因此从古以来，在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接受天帝的符命时，没有不是亲自上銮父山，登泰山，刻石颂德传之永远，记述这天上人间盛大功业的。因此司马相如说，有文字记载以来有七十二位君主，也许依据的是以前的传扬，郑重地给后世留下了遗迹。太史公说：‘君主有圣明的功业而不宣扬传布，这是主事官员的过失。，那么伟大的功业美好的德行，不在泰山及梁父山刻石歌颂，就不能彰显帝王的功绩，不能给民众展布不朽的鉴仰。俗语说，当了君主而赞叹唐尧、虞舜的美德，就好像是儿子面对他生身之父，赞誉别人的父亲一样。现在我大魏朝廷振兴了历代的败乱政局，拯救了流亡而陷入艰险危难的人民，承接千年来的衰世，以及百代以来荒废的政治。从我朝的武帝、文帝直至现今圣明的皇上，能够协成天地的大德，主宰维系人神的教化，上天给予了报应，嘉祥的瑞兆得以显现，和古代相比，现今的优越隆盛，不可相提并论。而竟然从历代到今天。还没有举行过封禅的大典。虽然心意在扫清残贼，荡涤余秽，没有时间顾及这封禅的事。如果是这样的理由，那么三苗在江海一带崛起时，舜帝就应该废止束巡的礼仪，徐夷在淮水、泗水一带横行作乱时，周成王就应该停止到泰山行祭礼。况且往年在江、漠一带打败了吴贼，现今在陇西一带又屠杀了蜀贼。那战事震荡了吴、蜀，其内部已经溃乱，应该不再停顿，应当立即就去攻取它的窟穴，以便对封禅的大礼不造成拖累。封禅的礼仪废止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仓猝之间所能议定的。应该交付给公卿大臣，广泛纂定封惮的礼仪，通过占卜选定举行封禅礼仪的时，祭祀上帝，以满足天下人民的期望。我在军旅中任职，非常向往，冒死上奏。”皇帝下诏令说：“听到蒋济的这番议论，使得我出汗，汗水直流至脚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举行过封禅的衹有七十多位君主而已。因此太史公说：‘虽然有受了天命的君主，然而他的功业不广大，因此君主中间能封惮的相距久远的，有一千多年，时间距离近的也有几百年。封挥的礼仪因而阙失不能详记。’我修行了什么善德呢，岂敢冀望举行这封挥大典呢。蒋济难道认为当世没有管仲，又认为我有齐担公登泰山祭天那样的意向吗。我不敢欺骗天帝。蒋济所说的话，说它华丽却真是华丽了，但它不是帮助我。公卿侍中、尚书、常侍要省察他所说的话罢了。不要再有议论，也不要等待我的答覆。”明帝虽然拒绝了蒋济的议论，而实际上却命令高堂隆草拟封惮的礼仪。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不想立即举行封禅大典。又遇上高堂隆去世，因此没有举行封禅。

　　晋武帝平定了吴境，统一了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曰，尚书令卫罐、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宫、张华等人上奏说：  “皇上的德泽隆盛，光照四方边境，华夏各地平静，北方荒远地区的人民都顺从。皇上的神策庙算，以至军队席卷吴越大地，孙皓叩头顺服，天下四方成为一家，崇高的功绩，播及天地之间。现在应该遵循古代典制，在束岳泰山刻石封惮，要通告三府太常草拟封挥的仪制。”卫罐等人又上奏说：“我们听说从有人类以来，就有君主，其间经历的年数有多少，没有人能计算清楚。立德操救世人，发扬仁爱之风，以至能登卜泰山举行封禅的有七十四位君主，他们中间谧号可以考明的，衹有十四人。而沉寂无闻，没有留下声名的，不可计数。在黄帝之前，古代的传记渺茫缺略，庐袁、谜以来，典谟训诰等史籍记载彰着。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国家的体制业绩相连续，刮统治沦落，秦朝承接而起，直至汉塑和萱邈，文质彬彬的礼制都没有恢复。晋朝立国的德运，开始于重、黎在世的时期，实际上是辅佐题堕，到了夏、直两朝，世世代代都主管测度天地，在刮目时期，仍然不失本业。我晋朝金德的德运升起，历世接连出现圣明的君主，对外平定了；墅选，四海之内的人民心向朝廷，武功的隆盛，实际上是山来于文德。到了陛下受天命即帝位之后，广建业绩，百姓仰承流风而归顺。惟独昼辽、回庭翅、远丞、挝丞的边际，凶贼负隅顽抗，历代都不顺服。陛下神谋独断，任命将领出兵征讨，兵威，几十日内便将凶贼荡平，拘捕凶贼魁首，宽赦作逆的罪徒。云布雨施，八方人民都来归附，陛下声威教化所及，已达到四方极辽远的地方。即使是轩辕黄帝的征战，夏禹远大的谋略，厘朝世世代代国祚长久，又怎能超过今天呢?至于刻石颂德、素文传信，著称于以前的记载，刻石以表姓，据事实而记述，古代出现的《河图》、《洛书》的征兆，也不能超过今天这样的功德。加上有骄虞善兽、麟趾信物等等，许多瑞兆一起出现。古代夏、殷两朝以尊崇天神为吉祥，周武王时以鱼跃入舟、火化为乌为美事，都称为善美；然而符瑞的显现，实物的盛多，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的。现在就应该举行封挥大典，祭中岳嵩山，封泰山，禅梁父山，启用王朝德运称号，崇敬皇上，享祭上帝，抚爱黎民百姓，镌刻流传千载的石碑，播扬流传后世的声威，使百代之后，世世振兴。这是帝王盛大的业绩，是天上人间最崇高的期望。”皇帝下诏令说：“现在流窜的寇贼虽然被消灭，但在边境上的障塞仍然有警报，内地的民众也还不康宁，这歌颂盛德的礼仪，不应该议论丁。”卫璀等人又上奏说：“现在的国土束境到了海边，西境达到流沙，在大沙漠的北面，南境到了日南郡的北产，四境之内无不交往归属，夏禹足迹所到的茫茫之地，现在实际已经超过它了，天上人间的治道已很周备，崇高的功业已经卓著。应该到梁父山致祭，向土地之神行礼，登上泰山封挥，向皇天上帝致以诚敬，以报答入神的期望。请求像先前上奏的那样举行封挥大典。”皇帝下韶令说：“现在阴阳还不协和，政治与刑狱还不当，百姓还没有各得其所，怎么可以刻石颂德告成功呢!”卫璇又上奏说：“我听说身处帝王之位的人，一定有国家命数的期限，有天帝授命的符瑞；赈济人民立有大功德的人，一定有品德高尚的仪容，有敬告成功的大典。没有这些的不可加以指责，有这些的不能责备，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而圣明的诏令非常谦虚，一再推辞封禅的礼仪。虽然高尚的品德依然在身，但却推辞而不白许。三公的职责是掌管天地的，实际上是掌管人民和万物，国家的大事，在这里议定。汉朝时候的封禅，凡不属管理封禅的官员，就不参与封禅的事。我们先前的上奏，大抵都是陈述陛下已故祖、父的功德，陛下又顺应了天命，陛下的功德，使四海之内合力同心，无论是考古或论今，现在都应该举行这封禅大礼。至于确定举行封禅礼的年月，需要五府加以议论，然后奏报。请求书写韶书及奏议，像先前一样交付臣下议论。”皇帝下诏令说：“虽然已荡平了辽南，造都是主持战事者的功劳，哪裹够得上祭天告成功呢。我正希望群臣百官，认真思量振兴教化，以使华夏康宁，百姓获得平安，与民休养生息，这是我日夜夜的期望。不必再交付各府曹议论了。不要再作烦扰。”卫璀等人义上奏说：  “我们听说唐尧、虞舜两代，救济世人弘扬功德的君主，没有不是对上回报天意，对下协同民心，登介丘山，上梁父山，没有推辞的，因为这是不可谦让的。现在皇帝陛下的功勋比历代君主都高，德操无与伦比，宏规盛绩，功业崇高，本不是我们所能详细评说的。然而皇上圣明的诏令，…再表示谦让，屡次都自我贬抑，时机已到却不顺应天意，推让美德而不自许，使我晋朝的盛大典礼空缺，阻碍了天地神明款诚的期望，使得我大晋的典谟训诰之政教，与五帝、三王的风韵不同。我们实在不敢遵奉皇上的韶令，请求按照我们先前所上奏的施行。”皇帝下诏令说：“现在正应当共同弘扬治道，以使政绩康泰。暂且等待到将来再举行大礼，现在不要再纷纷议论了。”

　　太康元年冬季，王公和主事官员上奏说：“从古代以来圣明的帝王，有四海之广，在著名的山岳封禅，记载在史籍裹的有七十四位君主。虞忧、夏叠得天下之后，巡狩四岳，亲自施行他们的政道。《易经》裹记载‘体家人民省视四方’，《礼》书裹记载有‘向天帝享祭以告成功’，《诗经》裹说‘登上那高山，这些都是记载在典册中的。旦塞王为西伯的时候，服事殷朝，周公以自己的封邑垦国为因天子的屏藩，列于诸侯的地位，他有时在岐山享祭，有时在泰山祭天。衹因为有圣德，就可能举行封禅祭天的礼仪。从那之后，功德浅薄而越礼举行祭天仪式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的谧号也传扬不息，直至今天。便何况我们的高祖宣皇帝始建王朝基业，海外都得到治理；世宗景皇帝继续建立宏大的功业，使华夏和平安宁；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建立置勉，荡平蜀选；皇帝陛下你应运而起，统一了天下四方，布德泽于民众，声威震动于辽远无边的地方。从前选朝沦落，呈、蜀鼎立，战争爆发至今，已将近有一百年了。险绝的边远地区，不同风俗的地区，人民困厄绝望，以为处于治道之外，造日子已经很久了。帝业的昌盛，使四个世代以来重布光明，逞凶而不顺服的寇贼，经两世便被平定。如果不是皇上聪明神武，如果不是皇上在天时到来之前行事，而天意也不违背皇上，又有谁能像这样达到崇高无比的成功呢我们得到千载一时的幸运，遇到这样的机会，能够亲自遵从圣明的教化，亲自目睹太平盛世，至公无私的美德，无可推让。应该效法以前的朝廷，效法古时的圣王，到泰山刻石颂德，行封禅礼以告成功，弘扬礼乐制度，端正明堂、辟雍、灵台的典制，扬名于万世，以光宗耀祖。因此怀着厚望，敢冒死上奏。请通告太常草拟礼仪。”皇上又下诏令说：“所奏议的确实是前代帝王们的盛事。当今是不可以如此的。即此回答，今后应停止这种议论。”

　　宋人祖在位时间长久，有意举行封惮仪式。他派遣使者循行泰山的旧路，下诏令让学士山谦之草拟封禅的仪式．后来因为北方敌军南侵，六州的土地荒毁，宋太祖想举行封惮的意向才搁置下来。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日，太宰江夏王刘盏苤上表说：“皂天称誉正道，开始实行揖让的礼仪。直到晋朝，虽然继续发扬前代事业，然而旧时的事迹已沦落废弃，没有记载在史册上的，岂能全部都书写出来。继承了帝位，建树了旌旗，传播风教名声，演奏乐曲，自从无怀氏以来，可以传扬不朽的，共有七十四位君主。没有深仁厚义，道德便灭绝，缺少仁义，风气浮薄而道德便得到宣扬，在钟律出现之前，在很久远的时代，人们已难得知晓。《九丘》、《八索》所记载明白的，它的遣辉还存在。因此《易经》裹说圣君在天时出现之前行事，天意也不违抗他，在天时出现之后行事，是尊奉天时。大抵唐尧帝、疆壶、曼昌以及直曲、台目的君主们，没有不是遵循这一治道的。因此风俗教化很和协，光照于后世。酉选的彦担，塞选的光武壶，也继续实行以前的法则，顺随百姓的愿望，听取众人的歌颂，坐着帝王乘坐的车舆，在梁父山刻玉致祭．用善美的言词宣称，向皇天上帝报告成功。何况我刘宋朝廷祭告唐尧、虞舜，承接丁纯正的德泽，山龙为主开启祥符，金玉出现显示瑞兆，神异的华彩出现在整个区域，紫色的祥云荫盖着邦土，上帝赐下冕服是得帝位的征兆，纹豹奔赴天命的期会。这实在是两位先祖九泉之下的欢庆，是先皇后的阴福。治道为轩辕黄帝及尧帝以来之冠，恩惠深而化育了万物；然而却仍然坚持俭约，不提封惮的事，四海之内的人私下裹都为之惭愧。我听说衹有皇帝才能配享宗庙，祭祀天神，因此能对上稽考天道，光照百姓，协和苍穹，接受这样的大福。高祖武皇帝的圣明与日月齐同，光辉普照天下八方，拯救了沦丧的晋朝，救济了动乱不堪的人世，把祸乱平定使人民安宁，顺应天时，接受天命，他至美至善的品德使海协和，他的威势震撼了沙漠之外的地区。太祖文皇帝圣体仁厚，继承前代的功业振兴礼教，端正了乐舞，制订了历法，他的圣明旷达与神明相通，他那深厚的恩泽荫盖着朝野上下。陛下的仁孝著名于世，陛下的武德出众，遭遇国家艰难困苦的厄运，三才泯灭，于是五洲神龙腾飞，江河之上丹凤翱翔，身为八百诸侯的先导而赴会师之期，出现在人鬼之外，牙旗顺应吉庆的彩云而建树，威风在显达发迹的时期显耀，亲自消灭了为凶作逆之徒，亲自扫清阴霾，天地开始更新，普天之下的男女又获得新生，难道可与那些继承帝业，拓展和恢复夏禹的疆土，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君主们，同曰而论吗现在神龙和瑞麟已经出现，凤凰已经飞来，连理李树已结果实，菁茅已经茂盛，彩云已降落到宫廷台榭，露珠已出现在禁苑裹，嘉禾在殿屋中结穗，连根合干的树在御园墙垣之内成长，它们都在离宫中显露异质和风辨，在兰苑中植根。至于白色的兽毛黑色的纹彩，白色的翼羽赤色的羽绒，山岳流泉的瑞兆，草木金石的祯祥，邦畿之内的人赶了遥远的路途前来谒见进言，乘驿马急速奔赴而来奏请，辉煌万般，实在不可尽言。天下太平的瑞应，这时已是很多很多的了．陛下应该顺随天上人间的一片至诚，遵循先王的典则，准备万乘车舆，整饰帝王乘坐的法驾，到泰山举行封禅的礼仪，在泰山脚下瘗埋瑞玉，延请王子乔、赤松子等仙人到束厢房，诏令征召仙人韩众、岐伯到西厢房，指挥天帝的守门人，让他们开启殿门，拜谒天宫，朝见太一天神，奏《钧天》大乐，咏唱《云门》乐舞，赞扬苍穹，颂声超过远古时期，这是多么盛美啊我愿意命令宗伯，草拟好造盛典的仪式。”皇帝下诏令说：“太宰如此盛情表奏。古代的圣王，永远保有大名，常常被称誉，都是由于这种典制。我遇着皇家多难，进朝廷继承帝位，德行浅薄，功勋微小，我常常不能安睡，心碎惭愧，近来麟凤都显现祯祥，茅和嘉禾都同时出现瑞兆，虽说符瑞已经显现，但我惭愧之心仍然深重，希望能继续发扬先王的心志，拓清中原，行礼拜谒神明，我将会努力去做。”

　　四年四月辛亥，主事官员上奏说：我听说帝王即位的时候，一定要考察风俗以确立教化；已居帝王之位的人，一定要汲取当世的舆论而提出施政纲领。因此历代的列位圣王，都遵循了这个法则。元勋最崇高的功业，没有分明记载以显赫，他遗留下来的卓著业绩，也消失而没有记载。如果是谧号彰显事迹得到传扬，那么就会记载他的名声和风采，得以征考当时的传闻。自周朝、选朝以来，其流风余韵依然存在，留下的荣耀和光辉，连绵不绝地映照于史册。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历代精华更替，仍然能够呈金彩，颂德泽，铭刻事迹熏染后人，铭刻德泽以光照久远。然而今天遥祭祝颂四方山川的礼仪还没有举行，泰山曰观峰封惮的礼仪也已停止，岂不是使神明的业绩难于被崇仰，创建基业的功迹容易被泯减吗?从此之后，直至近代的帝王，总是想光大帝王之位，审慎保持声威。哪里衹是静默地实行文治，深沉地统治人世而已呢?应该以为封禅文书和封禅礼仪不是虚妄，遇雨击则恕神，让淳厚的庇荫再次树立，怎么能在紫色的祭坛前肃敬，在竹制的祭宫前凝望伫立，流散的火光投向郊野，流星奔出星座。国家基业刚刚奠定，应神灵定年号，以美德振起废弛的纲维，以功勋拯救了沦落的法度，材王的恩德流芳，功业深厚润泽，法度能长保国家的治理，谋划周密建树了未来的远景。

　　太祖文皇帝开始遇上大好的时运，他那崇高的威望震撼了边远之地，采风谣调乐舞，集礼仪宣法度，光耀祖宗，治道重现昌明。圣明的皇上在诸侯之位上接受天命，翱翔奋起冲向天漠，月亮停止照耀，光华停止出现，冲动之时，有如大风之迅猛，澄清海、岱的妖气，开拓中原的光明，消失的神明冉次显灵，失色的苍天重现光辉。太子定位而更加贤明，诸侯贵臣荣盛而列位。因此祥瑞辉映昌盛的基业，飞雁传送篆字书写的帛书。加以整肃朝列等待礼仪的举行，修饰完善礼仪制度，综合纂集散乱的礼文，搜集并传布遣佚的有关礼仪的记载，在郊祭之宫献玉，在北峙进奉玉珪以祭天。祥光会集于太庙，土地润泽农事佳吉，到了听阳时节，礼敬河川山丘，以天子声威巡行视察，显耀威武安定中原，史册流传着对他的咏颂，人民称赞他的风雅。于是巡视北方，声威震响，历代的酋长，诚心顺服仰望朝廷，藩国的村长，以其贤王入朝奉侍，异地风气奇特的人民，奉行风俗而还乡，异域民族不同礼俗的人民，变音革状，边境上再没有缣帛书写的紧急文书，烽火也已很少点燃。泰山生灵气，童回出国宝，高丘沉鼎，于泗水中捞取，云天高山，饰彩天际，飞鸟走兽，流连于禁苑宫垣，鳞甲鱼群，翻舞在川流之中，美泉清澈，映照河水之源，因此波涌于外关，云烟升腾于内泽。至于白趾青羽之鸟，黑纹朱彩之禽，日曰月月在畿郊，择木栖息而和呜。加以华露升腾于毫轩，稀疏的云彩掩映楼阁，箍丞、墨丛孳长萌芽，移华于深禁之中。山车伫立等待，比翼之鸟展翅，比之鱼泳流，江茅生长茂盛。校书之人，恭谨地秉笔修饰辞藻，济、代等地的藩王，献出封邑以致礼。这难道不是神明协和祥气昌盛，众物呈瑞祥云普照，蒲轩龟轸，甘泉淳芳。

　　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体味圣典遵循经义，引据先王的精粹，依循古代的法典，博通图书秘籍，熟悉珍藏的典籍，他的表奏以为皇上往日建立功勋，圣德光耀炎帝和太吴，应该祭泰山告成功，发布文书致达天门，以显扬冠首的盛名，传播声威。然而皇上以谦逊之道为首事，没有举行揖拜之礼，将使天地神灵不能显耀，潜藏的瑞物不能按时出现，凿一生丛没有举行盛大祭祀的景象，介丘山没有祭告天帝的声音。加之西域深泉之野，进献享有盛名的驷马，肃慎之乡，奉献坚利能穿铁的楛木之矢，神明再次显灵，珍奇的符瑞一同赐福。陛下的谟诰周详该博，显扬了美好的典章，取据圣灵，使声名和业绩增光，选取吉日考察古礼，整肃警卫，儒士僚佐展示其宫职，礼官协理仪典，悬垂的绫饰动音，洪钟振起节奏，向南之路整肃设卫，正途沿线清道设禁。于是整理随身的佩玉，理正冕冠前后垂悬的玉藻，凤凰定音律，乐奏和谐，以缀有比照百物的文彩，显耀庄重的服物。光辉照耀天神的阵伍，华彩映照天神的行列，翠羽车盖庇荫，羽葆华盖映照。于是下诏令让官府联事掌管祭祀，宾客赞礼，乐器预先悬挂，钟磬和润呜奏。命令五方之神排列，开启九重天门以集合神灵，卫士警戒云开见天，事先让雨神清洒道路。彩霞凝聚而成阙，烟云升腾而成宫，高台覆盖着霞光，坛台浮涌起白雾。于是到临坛中。备置丰盛的礼物，天帝降赐祥瑞，长久保全皇家的基业，谷中发出神祇的福音，山中传出赞誉。然后察辨年龄慰问长老，采集进献民间诗歌，用以观察民风民俗，返归后享祭神灵，献祭太庙。光美的盛德，显耀万古；深广的业绩，永世流传．难道不是很伟大吗!

　　我们生逢盛世，谨慎勤勉于政治清明的时代，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不足于论说圣道．况且典章制度已湮没，时代逝去，现在征集前代典制遣文，表述明白训诰之本义口口口口造访邹、鲁先圣之地，撰写封禅玉册及堙玉的礼仪，起草竦石及绳金的仪礼，和润的芝草和美玉，镑刻玺印以祭祀。我们惧怕没能遵奉皇朝善美的仪制，不能弘扬皇朝的典则。恭谨地将所撰写的仪则奏报。

　　皇帝下诏令说：“天生的神物，先王都自以为惭愧而不敢接受，更何况我这个缺少德行的人，怎敢接受这巨大的恩惠。现在国家还没有安定统一，应该停止这样的奏议。”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把河北十郡封给魏武帝为魏公。这一年的七月，开始在邺建立宗庙，是魏公自己以诸侯礼建立五庙。后来虽然进升爵号为王，也没有更改。延康元年，文帝继承了魏王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太王，称丁夫人为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汉帝禅让，又追尊太王为太皇帝，已故父亲武王称为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夫人吴氏为高皇后，都在邺县宗庙的庙裹祭祀。于是文帝的高祖为处士、曾祖为高皇、祖父为太皇帝，他们共同供奉在一个庙裹。已故父亲太祖武皇帝独立一庙，后世历代不毁弃，那么所祭祀衹限于亲族庙共四室。到了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的宗庙建成，就因血亲关系世代悬远而迁出处士的神主，建置园邑，派遣令丞奉祭。另外派遣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庙宗正曹恪持节奉迎高皇以下各神主牌位共供奉于一庙内，仍然衹有四室而已。到了景初元年六月，公卿们及主事官员才上奏改立七庙的制度，他们的上奏说：“我人魏三位圣王相承续，建成帝业。武皇帝开始创建宏大的基业，拨乱世平艰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续奉承天意革旧图新，顺应机遇接受汉帝的惮让，为魏高祖。皇上集成大命，安定华夏，兴建礼乐制度，应该称为魏烈祖。”又在太担庙北建立两座祖庙，左边的为文帝庙，庙号为直担，是昭庙，右边的预定为明帝庙，庙号为烈担，是穆庙。左担、直担、型担等三祖庙，千秋万代不毁弃，具余的四庙，当血亲关系疏远之后依次迁出，一概依照周朝的后稷、文王、武王远祖庙的礼仪制度。孙盛的《魏氏春秋》说：“谧号是用来表示行为的，庙号是用来显示礼仪的，都是在人已死之后确定的。因此都是依据人始终一贯的行为，确定称号以昭示千秋万代的。没有在君王在世的当年预先决定其为某祖某宗的庙号的，也没有在未终之时自己预先设定尊显庙号的。过去华乐以厚葬而招到讥刺，周朝人以预设凶礼而违背礼制，曹魏的官员们，在这件事情上失之偏颇了。”

　　文帝的甄氏皇后被赐死，因而没有列入祠庙。明帝即位后，主事官员一奏请求给她追加谧号为文昭皇后，派遣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书到她陵墓前致祭。朝廷三公又上奏说：“在古代周朝的始祖为后稷，而又另外建立祠庙以祭祀姜螈。现在的文昭皇后对于后嗣来说，她圣明的德操崇高的教养，难道是可以估量的吗。她以皇家一代正妃的尊贵，死后超化为神灵，而没有建立寝庙以承接享祭，不足以报答她的圣德，不足以昭示孝敬之心。查考古代的制度，应该依照周代礼制，已故皇母文昭皇后要另立寝庙。”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在太和元年二月，于邺建立了寝庙。四月，洛邑开始营建宗庙，在挖掘地基时获得一枚玉玺，一寸九分见方，上面的文字为：“天子羡思慈亲。”塱童为此而动容。便以太牢享祭祠庙。到了量勿元年十二月己末日，主事官员又上奏请求在京师建立文昭皇后庙，永远承续享祭。祭祀的乐舞与祖庙的相同。废弃邺县所建的祠庙。

　　魏文帝董翅二年六月，因为盗京的宗庙还没有建成，于是在建始殿祭祀魏武帝，皇上亲自主持祭奠如同行家人之礼。何承天说：“根据礼制，在营建宫室之前，先要营建宗庙。庶民百姓没有宗庙，因此在居寝祭祀。帝王实行寝殿祭祀，太违背礼制了。”

　　汉献帝延尘元年七月，魏文帝巡行到了谯题，亲自到矗陆祭祀，这是汉朝的礼制。汉朝各陵都建庙的原因，是继承了秦朝的做法．谈论的人以为古人建立前庙后寝，以象征国君前有朝堂后有寝宫。庙是用于藏置神主牌位，春、夏、秋、冬四时祭祀，寝庙裹有衣冠象征生时的用物，以新鲜祭品祭祀。秦朝时开始把寝庙移；力建造在陵墓侧，汉朝因循秦朝没有改变．陵墓上的称为寝殿，象征生时的物具，这是占代寝的本义。到了魏武帝安葬在高陵时，卞事官员依照汉朝的制度，建立陵墓上的祭殿。到文帝黄初一三年，便卜诏令说：“先帝亲自实行节俭，他的遣韶说要节省和俭约。儿子以继承父亲的遣志为孝顺，臣子以留心政事为忠诚。占代不祭墓，都在庙裹设祭。高陵上的殿屋都毁坏，车马送回马厩，衣服藏入府库，以顺从先帝俭约的心愿。”到了文帝自己写遣诏时，又说：  “寿陵上不要建立寝殿，不要建造园邑。”从此之后直至今天，陵寝的建造便停止了。

　　孙权没有建立一庙，因为他的父亲孙坚曾经任长沙郡太守，便祇在长沙郡临湘县建立孙坚庙而已。孙权既不亲自到庙裹祭祀，衹是依照后濩时期供奉南顿君的旧例，派遣太守前往祭祀。逊坚庙又被尊称为始祖庙，而又不建在京师。又将人民所发掘的吴芮冢中的材木建造为屋室，这是前所未辟的。在建邺的朱爵桥南建立了兄长长沙担迗逊箠的庙。逐护得了疾病时，太子所祷告的，就是彊策庙。孙权逝世后，儿子孙亮继立为帝。第二年的正月，在皇宫的束面建立了孙权庙，称之为太祖庙，既不是修建在皇宫南面。又不排昭穆次序。当孙皓初立为帝时，追尊他的父亲瑟扣为主皇奁。逐壁先前被封为乌程侯，于是便将逐扣改葬于昼崔的厘山，称为组腔，设置园邑共有百户。在乌登建立丁孙和的陵寝，派遣县裹的令丞在春、夏、秋、冬四时举行祭祀。宝盛元年，就在乌程特别设置了吴兴郡，让郡太守执掌祭祀的事务。主事官员不久又匕奏说，应该在京邑建立噩扣庙。宜虫二年，于是又进行营建，称之为清庙。派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人带领官府僚局中军步兵骑兵，用囊车法驾到明陆去迎接逊和的神主牌位，孙皓亲自在庭中接见并告别盂仁。当最仁从乌捏返回时，中吏送出的皇帝亲笔诏令连续不断，诏令询问神灵在路途中的起止等情状。男女巫祝都说看见孙和所穿衣服及容貌和平时一样，孙皓听到后又悲又喜，便召集所有公卿和尚书到殿阁下接受赏赐。当灵车将要到达时，便派遣丞相陆凯供奉三牲在近郊祭祀。孙皓就在金城外露宿。第二天，便在束门外仰望跪拜，又到庙里拜祭献飨。接连七天，祭祀三次，侣伎夜不停地娱乐。主事官员上奏说：“‘祭祀不能过多，过多就是繁黩’，应该依循礼制割断私情。”从主事官员上奏之后祭祀便停止。

　　刘备的章武元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号。当月建立宗庙，将高祖以下的神主在宗庙里合祭．刘备承袭前代而立为帝，也没辨明以漠代哪一个皇帝为自己的祖宗，又没有立祖宗的庙号。后主刘惮投降时，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帝刘备庙痛哭，造就是说刘备的庙足独立的。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晋文帝晋爵为王，追授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忠武侯为晋景王，当年八月，文帝逝世，谧号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接受曹魏的禅让。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已故伯父景王为景皇帝，先父文王为文皇帝，宣王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的夫人羊氏为景皇后。泰始二年正月，主事官员上奏说天于立七庙，应该按照礼制营建庙。皇帝以营建七庙的工役重要，下诏令说暂且建立一庙．于是群臣奏议说：“上古时期立清庙一宫，以尊敬远世神灵，到了周朝，定为七庙，以辨别近宗和远祖。皇帝的圣旨深远宏大，远追上古之世，尊崇壁灵、卢爱，舍弃七庙的繁华，遵循一宫的制度以尊重远祖。古时候虞舜承接尧帝的惮让，在文祖庙裹受命，于是登上帝位，大约经过三十年，正月初一，又回命于文祖庙．造就是说虞霾不改变卢蠢的文祖庙，依旧因循旧的宫庙。可以依照有虞氏的旧例，就沿用曹魏的庙。”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昼、、京兆府君，与童皂壶、基皇童、塞皇壶依次排列为三昭三穆。当时宣皇没有进入宗庙，太祖的位次空缺，所以祭祀六世祖与景帝共为七庙，这个礼制是根据王肃的说法。七月，皇帝又下诏令说：“主事的人先前上奏仍旧用曹魏的旧庙，确实也有根据。然而对于敬奉神明来说，情理上还是有不妥的地方．应该另外营造新庙，尊崇正礼作为永远的制度。”于是改建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的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

　　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在太庙里拊祭，凰朝和选朝没有这样的先例。魏堕查却另外建立庙，晋朝又与曹魏不同了。八年，因为庙的地基下陷应当改造。群臣又奏议说：“古时候七庙不在一个地方，自然应该按照礼制建庙。”皇帝又下诏令说：“古代虽然有七庙，但是从近代以来，都是一庙七室，对礼制没有损害，对情理来说是合乎事理，也是随时制宜的办法。应该依旧不改为好．”到了太康十年时，便在宣屋蜡内改建，建造得极为壮丽。然而祭祀用的坎穴位次，仍然像当初的一样、，庙建成后，皇帝率领群臣百官把神主牌位迁入新庙里，先祖自征西将军以下的神主牌位，都有车马引导跟随，都像皇帝所用的仪仗。这是出自挚虞的议论。到世祖武皇帝逝世时，便把征西将军的神主牌位从庙中迁出；当惠帝逝世时，又将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从庙中迁出。而在惠帝时期，愍怀太王、及太子的两个儿子，即哀太孙司马臧、冲边逊司马尚都在宗庙里拊祭．元帝时期，怀帝的疆左王又在庙中拊祭，合称为阴室四殇。怀帝初年，又策命定逮童扰皇后的谧号为武悼皇后，将她改葬在峻阳陵的侧面。另外建立弘训宫，不将她列入庙中。五帝即帝位之后，他上继武帝，从礼制上来说是已死的父辈，就像束汉光武帝上继两汉元帝的事例。当时西晋的神主牌位已被别的民族政权所堙灭，娄置建庙时，都是重新建造。不久将堕壶神主牌位列入宗庙，又将颖川府昼的神主牌位迁出宗庙．设位虽说是七室，其实祇有五世，这大概是依从刁协的议论，将兄弟作为世代计数的缘故吧。当时各种制度都在草创中，旧有的礼制不完备，三位先祖毁去神主牌位，暂且放置在另建的宫室中．太兴三年，将要把整查的神主牌位升入宗庙，于是改定制度，又将豫章府君、题川应昼两个神主牌位回复到宗庙昭穆的位次上，以便与惠帝继承武帝的事例相一致。而蛊查、：医查、曼瞳这三位皇帝从《春秋》书中尊敬尊长的本义而言，他们在庙中的神主是不可迁出的。到了元帝逝世时，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迁出。然而元帝的神位，仍然排在愍帝之下，因此有坎室的共有十个。当明帝逝世后，颖川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迁出，仍然保持十室。当时继续扩建太庙，因此三位迁出的神主都被送回西储室，称之为桃，当作为远祖庙。成帝咸和三年，苏峻扰乱京都，温娇等人率军进京都讨伐，在白石建立行庙，祭告先帝先后说：  “叛逆的臣子苏峻，颠覆国家，毁弃天地神明，污辱海内人民。我庾亮等亲手杀死叛贼首领，恭敬地执行皇天上帝的惩罚。中宗元皇帝、肃宗明皇帝、明穆皇后的神灵，明鉴有罪之人，剿灭他们的性命，剪除了这帮凶逆之徒，安定丁宗庙。我们即使捐躯陨旨，死而犹生。”咸康七年五月，开始做武悼皇后的神主牌位，放入太庙合祭，配享世担。盛壶逝世后尘查继位，因为以兄弟为一世，因此不把京兆府君神主迁出，才开始有十一室。壁童逝世后，京兆府君神主迁入西储室，同样称之为祧，与以前三位祖先的神主迁入西储室的礼仪相同。因此正室仍然是十一室。穆帝逝世后哀查和迤酉公都是兄弟，没有升降的问题。咸安初年，个塞皇童上继五皇童，世次上升。于是题业疽昼、京兆府君二位神主，又返回宗庙昭穆的位次。到简文帝逝世后，颖川府君神主又迁出。孝逮皇壶左五十六年，改建太庙，殿的正室有十六问，东西储室各一间，共有十八间。栋高八丈四尺，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宽十丈一尺。堂集结方石，庭用砖。备有法驾车马，将神主迁入行庙。从征西将军到京兆府君四位神主，以及太子太孙，各用其本位的服用仪制。四位神主不依照皇帝的仪制，这是与太康年间不同的。各神主迁入庙之后，摆设干肉及肉酱以祭奠。当新庙建成之后，先帝的神主返还室内，又摆设干肉及肉酱以祭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帝的母亲会稽太坦郑压为简文皇帝宣太后，在太庙道路西边建立庙。到孝武帝逝世后，直兆府君神主又迁出，依照垄童时期立四祧庙的旧例行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帝的母亲即简文帝的李太后、以及安帝的母亲宣德陈太后在宣郑太后庙裹合祭。

　　元兴三年三月，宗庙神主在寻阳，在太庙又已立了新的神主，衹能权宜地举行祭祀。四月，辅国将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返回。丙子曰，群臣百官到石头城礼拜迎接。戊寅曰，神主奉入庙中。安帝逝世，还没有举行大祭，国家政权便已终结了。

　　宋武帝开始接受晋朝的任命为宋王，在彭城建立宗庙，依照曹魏和晋朝的先例，衹建立一庙。最初祭祀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先父处士府君、；左堑避后，这是依从了诸侯建立五庙的礼制。武帝即帝位之后，便加祭L世祖右北平府君、六世祖相国掾府君，共为七庙。永初初年，追尊先父处士府君为孝穆皇壶，亡母趟旦为穆皇后。三年，圣懿盖皇后逝世，又合祭于宗庙。高祖逝世后，他的神主牌位进入宗庙，仍然依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如同曹魏和晋朝的制度，空缺着太祖的神位。宗庙的殿屋也不改建，这又像晋朝初年依循曹魏一样。塞帝元嘉初年，追尊自己的生母胡婕奸为章皇太后，在．里置宣太后墓地建立祠庙。孝武昭太后、旦姬宣左后都在章左后庙中合祭．

　　晋元帝叁里三年正月乙卯日，元帝下诏令说：“我虽然是继承了世祖，然而对于怀帝、愍童而言，我都是居于臣子的地位。现在祭祀太庙，不亲自举爵致礼，而让主事官员行礼，于情理不合。应该根据礼制另作安排．”太常华恒议论说：“现在皇上是上承武皇帝，应该按照汉世担的先例，不亲自举杯爵。”又说：“现在皇上是上承逮董，而宗庙所列的昭穆，衹有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凄越认为惠帝、堡壶及愍壶应该另立祠庙。然而我认为庙室应当以容纳的神主为限，不必拘泥于常数。殷商时期有二祖三宗，如果拘泥于天子七室的常数，那么衹当祭父庙而已。据此推论，应当让豫章府君、题川座君复还宗庙，以完备祭七庙的礼制。”骠骑长史温崤议论说：“凡是说兄弟的神主不互相入庙，这本来不是礼书的明文记载。况且光武帝武装起事，在芒查时不列名于臣属，为了使事情神化，以应证九世的谶言，又因为古代不共入一庙，因此另外立庙。现在皇上从列名为臣属这一点来说，跟光武帝的情况不同，自己亲身主持祭祀，既对礼经有正确的态度，又合乎情理。太常华恒想让豫章、颖二位府君的神主返回宗庙以配全七世之数，我温崤认为是合理的。”骠骑将军王导依从温崤的议论。温崤又说：“凡是不属于儿子的，可以直说皇帝敢于祭告某皇帝。又如果是以一位皇帝即为一世，那么就不祭父庙，造反而比不上庶民百姓。”于是皇帝同意了温崤的议论，全都照着施行，孙盛的《晋春秋》说：“《春秋传》说，‘臣和子是同等的’。虽然继位为君主，不可以自己尊高的地位，减降废弃对前帝的尊敬。古代鲁僖公上承鲁庄公，以兄弟长幼而入庙，为失理。根据古代礼制的本义，皇上的诏令是正确的。”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主事官员上奏说：“十月大祭宗庙，京兆府君的神主应当迁入远祖的祧室。以前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颖川府君这三府君的神主毁去，束晋初年，暂且置于祖庙的天府中，天府在宗庙门的西边。咸康年间，太常冯怀表奏请求再奉回西储的夹室中，称之为祧，我们怀疑这也不合礼制。现在京兆府君的神主迁入，这是四世远祖，居于太祖之上。古代周朝时太祖的世系久远，因此神主迁出安排合理。现在晋朝的宗庙以宣皇为主，而四世远祖神主安排在宗庙，这是委屈太祖而迁就孙辈．宗庙大祭时四祖神主安排在宗庙中，这是替代了太祖。”领司徒蔡谟议论说：“京兆府君、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颖川1府君等四位府君的神主应该另建庙室，如果有不曾列入宗庙祭祀的神主，就应当送进太庙的室中。人们不敢卑视自己的祖宗，周文王、周武王不把不宙列于后稷之前。我晋朝举行宗庙大祭的时候，征西将军的神主在束面，处于宣皇之上。后来迁出宗庙的各位神主，安放于征西将军的祧庙中，世代给予祭祀。”护军将军冯怀表奏说：“《礼》书里说，‘没有列入宗庙的先人，建造坛台给予祭祀’。可以另外建立安放神主的藏室，将神主保存，到了宗庙大祭之时，就在坛台举行祭祀。”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论说：“儒士们说大王王季的神主迁出之后藏放在周文王、周武王的祧庙中，这样，各位府君的神主迁出后，应该放在宣皇帝的庙中。但是现在宗庙中没有后殿，应该变通而改建。又太庙举行大祭时，征西将军神主应在束面。”尚书郎孙绰与司马无忌的议论相同。他们说：“太祖虽然位居人间帝王，然而天道通畅，去除尊贵的爵禄，以深化天伦情义，可以成为教化的根本而光照万世。”尚书郎徐惮议论说：“《礼》书裹说，‘去除桃庙筑造坛台，去除坛台划出祭祀场地，每年宗庙祭祀时在场地祭祀远祖，。现在已迁出的四位府君神主，可藏放在石室中。当要祷祭时就在坛场中祭祀。”又派遣徐禅到会稽访询处士虞喜。虞喜回答说：“汉朝韦玄成等人认为毁庙的神主要埋藏在园中。曹魏时期议论的人却说应该埋藏在两阶之间。况且神主本来是在太庙襄，如果现在在另外的庙室为之祭祀，就不如永世埋藏．又四位府君没有追加封号的礼仪，更加表明应该毁庙而不予以祭祀。”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型勤等人上奏说：“四位府君一同安置于西祧庙室，神主藏放在石室中，到宗庙举行大祭时就给予祭祀，就像以前各朝代旧有的仪制一样。”当时速鱼人菹宣的侄子询问造一礼仪。范宣回答说：“叠避庙中所祭祀的，部属庶民百姓。因为他们后来世系疏远而毁去神主，不在虞主之上，也不在宗庙裹排列昭穆次序。现在四位府君的称号仍然像原来的一样，不是因为有功德而致礼。如果按照卢主的瘗埋，那就当藏入子孙之地，如果依照星朝神主瘗埋，那又不是本庙位序。应该想出一种变通的办法，要另外筑造一室，当亲近关系还没有淡亡以前就在宗庙给予祭祀，位居宣查之上；当亲近关系淡漠之后，就不必与子孙之辈同列。”后来太常型遐等人赞同整谟的议论。博土退坜议论说：“有人怀疑陈列在太祖神位的，都是在他之后撤除的神主。我考查古代原本没有区别前后的记载。夏禹不先列于鲧，那么迁出的神主列于太祖之上，也就无可怀疑了。”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将要举行宗庙祭祀．皇帝下诏令让群臣广泛议论迁出和撤除神主的礼仪。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论说：“泰始初年，太祖之位空缺，而依照情理推溯远祖，上至征西将军，因此世系远隔的就应该撤除其神主，而宣皇帝正为太祖之位。又漠光武帝迁移十一个皇帝的神主到洛阳，那么撤除的神主不设祭，便可推论了。应该依从范宣的议论，建造另室以安放四位府君的神主，永远藏放而不祭祀。”大司农徐广议论说：“四位府君的神主曾经安放在庙室之首，受皇室的享祭。如果将神主埋藏在深上中，在情理上未必都合理。我认为可以将神主移藏在西储内，作为远祖，而永远不给予享祭。”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论说：“应该依照旧的典制不必更改。宗庙祭祀时仍然要祭祀四位府君，在情理上更为允当。”祠部郎臧焘议论说：“四位府君的神主，享祭的礼仪废止，那也是神所不允许的。应该与虞主的瘗埋相同。”当时高祖辅佐晋朝，与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的议论相同。等待后来宗庙祭祀举行时再作改变。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曰，皇帝下韶令说：“以前建造太庙时，一切都履行俭约，想同境内百姓，致力于完善礼典。现在太祖之位还空缺，明堂也还没有建造。郊祭，是国家的大事，而考查古代有。关制度的事也未能进行。应该详加商议。”祠部郎徐邈议论说：“圆丘祭祀和郊祀，经典的记载是合并为一的，宣皇帝曾经考辨了它的本义。而稽检儒学典制，以至到东晋时期以来，深入研究，论定了南郊和北郊祭祀的礼仪，这实在不是其他学说所能轻易改变的。我认为应该依旧不改为妥。武皇帝建立宗庙时，定为六世排列为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创建基业的君主，实在应为太祖，从亲近关系而言，是武皇帝的父亲，还有四位先祖在其上，四位先祖都还没有到迁世换代的时候，因此暂且将向东之位空缺。兄弟之间相承帝位，本来不属于两个世代，所以现在的宗庙祭祀，世代的数额还不够，而想让太祖正位，就违背了供奉七世祖的本义。又《礼》书裹说‘庶子王也要祭祖立庙，。这是说后代子孙得位之时，其近亲之祖一定要复立祭室。京兆府君至今已有六世，应该复立祭室，那么宣皇帝就不在六世之上，要等前一世代迁出之后。太祖之位便确定了。京兆府君的神主迁移撤除，应该将其神主藏在石室。即使是宗庙大祭也不能给予祭祀。这是为什么呢，书传裹说撤除的神主升迁合祭于太祖，升是自下而上的称谓，不是说可以降尊而就卑。太子太孙这阴室的四殇主，是重要的继嗣，应该升迁合祭于皇祖所依托的庙中，世系远隔之后神主应该迁出，然后附享的孙子，一同都撤除神主。明堂圆丘方泽等制度，大的仪制已经确定，不应该阙失配享先帝的祭祀。况且帝王以天下为家，不必为一个邦域，因此周：丝和汉光武帝包含于塞酉周和塞玺选。且公宗庙祭祀且塞王，选盟壶以世祖光武皇帝配祭上帝，如果不是确立新王朝的先父，怎能够配祭上帝呢。”涂邈又说：“明堂所配祭的神，历来疑惑难于辨明。根据《易经》裹说，  ‘祭享上帝，以先祖先父配祭，。先祖先父一同配祭，而上帝也都是天，而尊崇父亲的意义便显现出来了。按《周礼》裹的意思，旅祭上帝有原委，祭天与郊祀的常礼都是用四个玉圭，所以一起提及。如果上帝指的是五帝，经文中为何不说是祭天旅祭五帝，祭地旅祭四方山川呢?人帝与天帝，虽是天人的通称，然而五方之帝不可称为上帝，诸侯不可称为大君。书裹没有完全的证据，而解义可以不一致，因此童盘、主尘两个年号之间，实行或不实行便互相交替出现了。’’侍中的议论相同。又说：  “明堂的制度，已经难于详考。况且乐是主协和的，礼是主礼敬的，因此礼仪的质朴和文饰不相同，音乐配器也不相同。既然茅茨之室与宏广大厦，其制度不相一致，又何必死守形式规范，而不知弘扬根本顺应民众呢。到了全国都安宁时，回塑没有战事时，然后对明堂辟雍。可尊崇而修建。”中书令王举的意见与车胤的议论相同。太常孔旦议论说：“泰始元年，之所以要上祭四位府君，实在是因为世系的位数还接近，可以给予享祭，不像殷茵和飓目的先世远祖，是帝王大业的起始。假使京兆府君当时在七世之外，自然就不会祭祀这四位府君。据此而推论便可明白，既撤除了神主之后，那么宗庙祭祀便被断绝了。”吏部郎王忱议论说：“明堂的形制仿照天地，它的景观规模的扩大，要等待返回旧的皇宫之后修筑。”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石的意见与王忱的议论相同。于是照旧制奉行毫无改变。

　　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启奏说：“元兴三年的夏季，应当举行宗庙大祭。往年的三月，皇帝返回。当年的四月．就应当举行宗庙大祭，而太常博士徐干等人议论说：‘应该在孟秋之月祭祀。’尚书台查考得知，从立和四年起连续至今，都是在冬季或夏季举行宗庙大祭，徐干等人已经上奏应将孟冬祭祀回改恢复为孟秋之月没有失误。御史中丞范泰议论说：‘现在虽是合祭祖庙之后，得于秋冬祭祀，而没有大享祭的先例。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该举行宗庙大祭，而烈宗于当年九月逝世。到了隆安三年，国家大吉，于是举行宗庙大祭。又根据礼制有丧事就应废止吉祭，在寝庙祭祀新的神主。现在不另建寝庙，既合祭于祖庙，便在宗庙祭祀。因此春、夏、秋、冬四时祭祀，以寄托追思远祖的心情，三年举行一次柿祭，以省察祖宗昭穆的次序，四时祭祀与樯祭的本义从来都是各不相同的。天子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就与太祖合享，遇着宗庙大祭时就祭祀，没有所谓三十个月的时限。衹是尚书省常常以三十个月设限而成惯例。’就依范泰所言，有丧事也可举行宗庙大祭。隆昼初年，果然因丧事而废止大祭。月数少多，又快慢失中。至于应修寝庙的事，意思不明。”孔安国又启奏说：“范泰说：‘现在已合祭于太祖，便在宗庙祭祀，因此在四时祭祀。，依范泰的这种说法，殷祭即宗庙大祭与燕尝四时之祭，它们的本义各不相同。既附入先祖宗庙祭祀之后，可亲自参加熏尝四时之祭，而不得亲自参与宗庙大祭。太常刘瑾说：‘章后丧亡还没有到一周年，不应该举行祭祀。’我查考升平五年五月，穆皇童逝世，当年七月，建造陵墓，十月，举行宗庙大祭。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逝世，太和元年五月，逛酉夫人座压逝世，当时她是皇后，七月，安葬。十月，祭祀。这是在哀皇帝逝世后两周年之内，庾夫人安葬之后，两次大祭的策文现存在庙中。又文皇太后于隆安四年七月逝世，陛下追行先帝的意旨，亲自服重丧服，隆安五年十月，举行殷祭。在两周年之内，不废止祭祀。现在以诸侯夫人的丧事，而范泰却说不可举行大祭。我查考永和十年至今的五十多年裹，实行三十个月便可殷祭，这都见于记载中，这事按照礼制，五年再举行祭祀。而范泰所上奏的内容，不是真正恭谨的臣子，竟以为皇朝所实行，迟早失度。范泰是御史，自然应当明辨是非，如果臣子启奏内容不当，就应该责备其过失并弹劾上奏。而他却违反事理并拖延，坚持错误忘记国家旧典。请皇上罢免范泰和刘瑾的宫职。”丁巳let。皇帝下诏令让范泰和刘瑾以受处分官员的身份管理自己的职事。于是博士徐干也都被免去官职。当初，在元兴三年四月时，将不得举行殷祭的时限改为十个月，如果以正常的时限计算，那么义盐三年的冬季又要举行殷祭，如果改为按新时限开始计算，那就应该在来年的四月举行殷祭。领司徒工箠、且坠尹垂翅议论说：“有不同寻常的喜庆，就一定要有不同寻常的典礼。殷祭旧有的标准没有差错，但那都是在平常施行的。至于义毖元年击败叛贼的喜庆，是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虽说足胜利返回皇都，但按情理如同受天命得帝位．我认为更新的机运，在这时开始。应该于四月举行殷祭。”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议论说：“殷祭没有一定的子，选择时以敬祭。而且祭礼崇尚简约。去年十月祭祀，虽然在时曰上不够准确，然而典礼恰当完备，仍然应该认为是正期举行的祭祀。”太学博士徐干议论说：“三年举行一次夹祭，五年举行一次柿祭，经籍传记裹，不见补行殷祭的记载。”员外散骑侍郎领着作郎途尘议论说：“考查先前的事例，海西公太扣六年十月，殷祭。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祭。如果按照平常的时限距离前一次三十个月，就应该在四月举行祭祀。当时大概是有别的缘故，而移到冬季举行祭祀，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左五元年十月殷祭，按照平常三十个月的时限，就应该在二年四月举行祭祀。造追计辛未年十月，不合六十个月而举行两次殷祭。何邵甫注《公羊传》说，夹祭是从前代君王以来，积累月数而为祭祀期限。‘从鲁僖公八年到鲁文公二年，明知当年的大事是夹祭’。这样，推算其起始之曰，承接本源而推移，领悟的关键，是追溯其本始。往年因有别的缘故推移了殷祭的时间，这不是正常的期限。宁康、太元年间的事例可作为依据。虽然年代有远近的差异，然而追计以前月份的道理是一致的。我认为恢复殷祭正常的次序，足使殷祭返回正期举行的办法。”左丞刘润之等人议论说：“太元元年四月应该举行殷祭，而礼官怠惰失误，改在十月举行。这本不是殷祭正期，不应该就以失误的时日作为起始。应该返回当初的四月作为起始。应当在三年十月举行殷祭。”尚书上奏认为要依从王谧的议论，以太元元年十月为起始。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曰，主事官员上奏说：“按照旧例今年十月是举行殷祭的月份。领曹郎范义参与议论说，按照永初三年的先例，需要两周年之后才举行殷祭。考查两周年后殷祭当在来年即二年三月举行，如果在四月殷祭，却仍然在掸祭的时限内。”遣事交付礼官们商议确定。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根据《礼》书的记载，三年丧事完毕，然后在太祖庙中举行夹祭。《礼》书裹又说‘守丧三年不参与祭祀，衹是对天地社稷，可以不受丧事限制而举行祭祀，。况且不行掸祭就举行宗庙祭祀，被《春秋》书中所讥刺。探求古礼，服丧没有完毕，本无裸享祭祀的事。自从汉文帝以来，一概都实行权宜之制，宗庙祭祀和朝聘等礼仪，一概都用吉礼。虽然空有祥祭禅祭，祥祭掸祭时也没有把朝服改换为白色丧服，四时的献祭，也与平常时期没有区别。殷祭的礼仪既然没有不同，难道惟独以心忧为妨碍吗?”太学博士徐宏议论说：“三年守丧的制度，虽然按照权宜改变的办法，第二年祥变，仍然要穿缟素之服，不穿祭祀的吉服，不容许参与祭祀。我认为来年四月，不应当就举行殷祭，十月举行殷祭却是允当的。”太常丞臣朱膺之议论说：“《虞礼》襄说：‘间隔一个月举行禅祭，这一个月是吉祭，仍然没有配祭的。’是说二十七个月掸祭之后，当春、夏、秋、冬四时祭祀时，没有将他的妃子配祭，是没有忘记哀伤。据此推论，没有举行禅祭便不得举行殷祭。又《春秋》记载闵公二年，吉樯祭鲁庄公。郑玄说：‘闵公对国家乱难心中震惧，想着以自尊消除祸难的影响，二十二个月便除去丧服，又不掸。’所说的又不掸，表明在掸祭之内不得举行吉梢。根据王肃等人对魏朝所说，现在权且保存古礼，等待三年丧事完毕。旧时说三年丧事完毕，遇扫祭时就梢祭，遇夹祭时就夹祭。郑玄说：‘椭祭在孟夏之月，夹祭在孟秋之月。，现在相承是在十月。依徐宏所上奏的《公羊传》的记载，如果有疑问，也可用鲁闵公设定的二十二个月的丧服，由此论说丧服的纪纲制度，何必完全认可着素冠也可举行吉梢的礼仪呢?纵使《公羊传》是不正道之说，而官应以礼为准，也要探求考量适当。”郎中周景远参与议论说：“永初三年九月十日所奏尽亮的议论说：  ‘以权宜的办法除去丧服举行吉祭，对治理天下是恰当的。宗庙大祭的礼仪，应该依照古代的典制。’这是刘宋皇朝开国已成的准则。我认为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建议在来年十月举行殷祭是允当的。”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宋殷时期殷祭都是在除去丧服可行吉礼时便举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曰，主事官员上奏说：“四月应该举行殷祭，如果因事而没有举行，是不是可以在孟秋之月举行?”领军长史周景远议论说：“根据《礼记》裹说：‘天子夹椅夹尝夹燕。’依照《礼记》这一记载，那么夏秋冬三季都举行殷祭，不衹是在冬夏举行殷祭。晋朝义基初年，仆射孔安国启奏说，从太和四年相承举行殷祭，都在冬夏举行。孔安国又启奏说，从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多年裹，都是用三十个月为限便举行殷祭。博士途茧依据《礼》书反驳孔安国。鱼逦又引据置朝盛尘六年七月举行殷祭，证明殷祭是不专在冬夏举行。当时晋朝虽然不依从徐干的议论，然而险茧引据礼书和咸康年间的先例，孔安国也无法否定。现在如果在来年四月未能举行殷祭，移到孟秋之月举行，对礼书没有违背。”参酌审议后认为引据礼书有佐证，并认为用孟秋之月举行殷祭为允当。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

　　晋武帝盛宁五年十一月己酉日，弘训羊太丘逝世，宗庙为此废止了一个季度的祭祀，祭天地祭明堂去除了乐舞，而且不奉享酒肉。升平五年十月己卯，举行殷祭，因为是在穆帝逝世之后举行，所以不奏乐。当初，在永嘉年间，散骑常侍辽面议论说：“《春秋》书裹的本义，是去除乐舞以完成祭祀。”造就是说吉祭有废止乐舞的情况。所以在王陉末年实行。后来太常江迪表奏说：“玉继安葬之后十月举行殷祭，依从太常丘裹等人的议论，撤除了乐舞。我考察现在实行的是遵曲的制度，没有单独向新死者祭祀的区别。既已入宗庙吉椅，为什么对奏乐舞心存疑虑呢。”

　　史臣曰：听到奏乐而心中不乐，因此以停止举行乐舞来抒发思念先人之情。至于在守丧期间因为顾及国家大事而除去丧服，实在是忧虑政事荒废，因此以权宜处置的办法加以变通，考量轻重之后而减降服丧。至于是奏乐还是撤除乐舞。对于军国大事没有利害关系，反复在这两者之间疑惑不定，本来就应该顺乎先人的恩情而依从悲戚。宋国时期每当国家有事时，宗庙祭祀都悬挂钟磬乐器而不演奏。